曹操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所以这次特展把曹操墓的文物做了重点展示。一个明星展品是证明曹操身份的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曹操去世时身份是魏王，谥号武王，下葬时候的正式名号就是魏武王。曹操墓里出土了一些用于记录物品名称的石牌，由于以前没人见过，一度被民间学者怀疑，但是后来洛阳市西珠村一号墓也出土了同时期同风格的石牌，从而证明这就是汉末曹魏时期贵族墓葬的正常配置。

另一件珍品是白瓷罐。这个罐子高13.4厘米，口径8.7厘米，是墓中出土的陪葬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研究小组对其仔细调查后发现，瓷罐中上部经过上釉和高温烧制，形成了玻璃质的釉层，是一件白瓷制品。白瓷从隋唐时期开始流行，与南方的青瓷并称为“南青北白”，尤以河北南部的邢窑白瓷最为典型。曹操墓白瓷罐的出土，把中国白瓷的历史往前推了三百多年，这在中国科技史和艺术史上都是重大发现。

由于曹操在日本太出名，馆方在展厅里还举办了演出活动（一般是在周末），主题是倭国（当时日本的名称）使节难升米在洛阳拜见曹操，曹操赐予印绶，并给使节讲解魏国兵器的使用方法。在真实的历史上，没有记录显示曹操见过倭国使者，但是据史书记载，在辽东公孙渊被司马懿平定之后，魏景初三年（239年）六月，倭国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到洛阳朝见皇帝，献上男子四人、女子六人及班布二匹。后来魏帝曹芳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难升米被赐予银印青绶，另外赐予大批宝物，包括丝织品、黄金、宝刀及铜镜百面等。

《吴书》五世纪残卷流传于日本

在日本还出土过一些汉魏时期的铜镜，其中有的还有魏文帝的景初年号，有可能就是当时魏国赐给倭国的。所以，这次九州国立博物馆为了配合三国志特展，专门展示了一面“金银错嵌珠龙纹铁镜”（展期到2020年1月19日）。这面镜子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相传于1933年出土于九州大分县，是在当时铁路工程中出土的。

中国的古镜一般为青铜制，铁镜极为罕见。这面铁镜虽然由于锈化而剥落严重，依然是罕见的佳作。镜纽为半球形，镶有金线。纽座为蝙蝠座，以金银线表现出涡云纹，中心镶嵌有1颗玻璃珠。蝙蝠纹之间以镶金手法刻有“长宜子孙”的文字。镜纽周围有许多以镶金的细龙纹，龙眼与身体上镶嵌有绿松石以及红色宝石。一般认为，这面镜子生产于2-3世纪的中国，而且是用当时最高工艺制作的。从制作时间和出土地来看，笔者推断可能是正始元年（240年）魏国赐给卑弥呼女王的。无独有偶，曹操墓里也出土了一面错金银铁镜，从文物部门披露的资料来看，和日本出土的铁镜工艺高度相似，可见错嵌金银的铁镜应该是三国时期高级贵族的所有物。

原来有这么多演员都扮演过曹操啊！

九州国立博物馆为了配合三国志特展，专门办了一个特集展示“长崎的关帝信仰和最古老的三国志”（展期到12月22日）。长崎是九州的港口，在17-19世纪是日本唯一的通商口岸，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旅居此地，于是把中国的关帝信仰带到了日本。这个展示的主题是日本17世纪以来的关羽雕塑和画像，很多都是中国工匠的作品。

在“长崎的关帝信仰和最古老的三国志”展示上，最有价值的就是三国志的古抄本：“吴书第十二卷残，虞翻陆绩张温传”。这卷抄本于1915年前后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长八十行，有一千余字（以下称八十行本）。虞翻卷前面还有十行百余字残卷，也是一起出土的，现藏于东京台东书道博物馆。

1924年，收藏家白坚重金购得八十行本，影印后将其公布（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版《三国志》，开篇就是八十行本的影印版）。1930年，白坚将八十行本卖给日本人武居陵藏，此后它就一直在日本流传了。

据推测，八十行本抄写于五世纪，比南宋绍兴年间最早的完整本《三国志》早了约700年，其中部分文字出入还可进行勘误，文献价值极高。不过八十行本并非现存最古老的《三国志》，最古本是1965年新疆出土的《孙权传》40行残卷，有570余字，和通行的《三国志》没有文字出入，推测是四世纪抄写的作品，大概写于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现正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览。

除了三国志特展和相关的特集展示，九州国立博物馆现在还有一个和中国相关的展示叫“版经东渐”（展期到12月22日），内容是对马岛保存的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的经书等古物。其中有东泉寺收藏的元代未知雕本的《五部大乘经》，卷尾还有罕见的明代建文年间题记，值得一看。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综合澎湃新闻、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