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铁路局局长是谢晋元的同学，于是凌维诚通过他把七八个老兵安排了做铁路警察；有的老兵会开车，凌维诚就把他们安排进企业当司机……为了这些老兵，凌维诚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关系。

然而对于自己，凌维诚却依然勒紧裤带过日子。1948年内战时期，物价飞涨，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曾担任孤军连长的李春林把原孤军营地加上谢晋元墓地周围的六十亩地圈起来，供苏北难民使用，每月每户交一两斗米作为租金。起初，李春林打算全部交给凌维诚，但凌维诚只是拿出一部分家用、供孩子读书，剩下的还是分发给孤军，当作他们的生活补贴。

解放后，凌维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写了封信，信中详细说明了吴淞路466号三层楼以及谢晋元墓地周围空地的历史，希望政府批准继续使用。很快，凌维诚就收到了答复：三层楼以及墓地一段仍归遗属使用，而且免收一切租金。

凌维诚得知后很是高兴，她把一楼租给了一位商人，自己带着孩子住在二楼，而三楼则给几户孤军租住。至此，凌维诚一家总算是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当时政府为照顾好烈士家属，安排凌维诚到江南造船厂上班。但她为了孩子，就近在家附近的托儿所工作，几年后有调动到服装厂上班，这一做就是数十年，直到1973年退休。

值得一提的是，凌维诚的四个孩子都很争气，他们念书考大学，再毕业工作。四儿子谢继民更是先后担任上海常务委员、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位。1991年1月，操劳一生的凌维诚在医院病逝，按照生前遗嘱，子女们将她安葬在宋庆龄陵园，和父亲谢晋元相伴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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