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维诚一头扑倒在丈夫的坟头，泣不成声。

谢晋元的4个子女，站在父亲的坟前泪水横流。

大女儿谢雪芬已是16岁大姑娘，她隐约记得，当年她经常钻在父亲的怀里，指着父亲的手枪吵嚷，说“我长大要当女兵。”

“爸，仗打完了，女儿不用当兵了，女儿要像你年轻时一样，去上大学，长大当医生、当老师。”谢雪芬流着热泪对父亲遗像说。

“爸，我现在懂事了，我要听妈妈的话，不惹妈妈生气。”小女儿谢兰芬说。她十分后悔小时候不懂事，顽皮贪玩惹父亲生气。

老三谢幼民12岁，看到两个姐姐在哭诉流泪，泪珠也扑簌簌地往下掉。

年仅10岁的谢晋元的遗腹子谢继民，双眼盯着墓碑上父亲的瓷画像，哭喊着：“爸爸！”这是他第一次叫唤爸爸……

凌维诚从广东回到上海和四个女儿合影

1949年中共建政，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反映生活困境。上海市政府发文：“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你父亲虽然牺牲了，但全国人民都纪念他；而许多人牺牲了，不仅默默无闻，甚至尸骨无存，比我们惨多了。苦就苦了这些孤军士兵啊，他们在战场上卖命，在租界被囚，在日军战俘营做苦力，九死一生地盼到战争结束，却连生活都无着落！我作为团长夫人，一定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否则你父亲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谢继民回忆道。

凌维诚和孤军营士兵在一起

当时散布在上海各区的孤军幸存者有五六十人，后来聚集了约百人，工作生活大都无着落。凌维诚找到谢晋元生前的同学上海铁路局局长王兆槐，通过他安排了七八个士兵做铁路警察。50年代初大部分孤军陆续返回老家，临行前都来与她告别，她总要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路费和安家费。60年代初，家住宝山的原孤军士兵郭兴穷得揭不开锅，带着儿子到夫人家，夫人送了一小袋米给他们；这米是她用台湾的阿姨姨夫寄来钱换成外汇券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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