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荔枝亦吃人 小人物的悲歌
《长安的荔枝》：荔枝亦吃人 小人物的悲歌！剧集《长安的荔枝》近日上线，以其浓烈的色彩、创新的架构和丰富的群像受到了广泛好评。与《长安十二时辰》背景相似，《长安的荔枝》同样围绕风雨欲来的玄宗朝展开，构建了复杂的权力生态。但不同于一般古装剧，马伯庸的故事虽然涉及帝王将相，但他更多关注的是普通人，是真正构成历史的芸芸众生。
马伯庸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即依托大众共识对史实进行通俗易懂的复原。例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诗大家都知道，但给贵妃运荔枝的过程究竟有多少波折，又是什么样的人在承担代价，这些在以往的认知中却是空白。再如，大家都听过唐人审美偏好体态丰腴，却不知道这种审美的背后其实写满了生存焦虑与物质崇拜。由此可见，历史流传过程中既有大量留白，又不免产生误会。填补和澄清这些误会非常必要，而马伯庸则深谙此道，通过积跬步、聚小流，最终以新共识取代旧共识，为僵化的印象赋予可能性，还原事情本来面目。
《长安的荔枝》讲述了李善德这个基层小吏的无奈遭遇。作为一个擅长偏学的小吏，他在人际关系上并未因此受益，反而被同僚边缘化，关键时刻被上司当作替死鬼。同僚们知道荔枝易腐烂，从岭南往长安运荔枝几乎是催命活儿。于是，他们把李善德推入火坑。在这一过程中，单位领导刘署令曾动了一丝恻隐之心，但这有限的道德亏欠很快被旁人的附议打消了。
李善德的小舅子郑平安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平日对权贵极尽谄媚之能事，但在靖安司兴师问罪时，他的命运也岌岌可危。这对欢喜冤家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无论是在权力面前钻牛角尖的轴人，还是八面玲珑的顽主，他们的待遇并无不同，都是大人物案板上的鱼肉。
《长安的荔枝》还揭示了唐代社会管理系统的冰山一角，如里坊制与宵禁制。这些制度在剧中营造了紧张感，与《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背景不同。前作背景落在不宵禁的上元节，且角色身份更高阶，而《长安的荔枝》中的角色则更加平民化，更接近当代观众的共情点。李善德们的“社畜”经历，以及人到中年的观众对贷款买房的压力感同身受，都让这部剧更具现实意义。
唐朝并非真正的盛世，皇权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充满压力。姜士彬在《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中指出，唐朝通过科举制削弱了贵族权，使得国家不再存在任何精英的社会集团。到了玄宗朝，增设各种财政使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在《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下烫手山芋，成为被折腾的对象。而在真实的玄宗朝，转运使、劝农使等特使们横征暴敛，百姓们尚未吃饱，贵人们却想吃好，满足不了贵人们的口腹之欲，就得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故事中，李善德毫不知情地成为了“皇帝新衣”下的代价。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权力系统压力传导的具体表现，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他身上就变成了一座山。只要这种机制持续存在，每个人都可能沦为李善德，无论给荔枝保鲜这件事本身是否还足以成为一桩时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