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孙菲菲正带着公公前往教堂的路上接到前夫焦急的电话，称公公情况危急。她立即调转车头将公公送往医院，但北京的医疗资源紧张，最终她四处托关系才为公公争取到宣武医院的一间高干病房。尽管费用高昂，孙菲菲仍毫不犹豫地安排。然而，公公的弟弟赶到医院后不仅没有感谢，反而质问她为何非要住高干病房，甚至暗示她可能通过安排病房“吃回扣”。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公公病情稳定返回福州老家。令人费解的是，公公回到福州后不久，家属便辞退了已经服务20年的老保姆。这位老保姆对公公的生活习惯十分熟悉，照顾得周到。这一行为引发了周围人的质疑，认为可能是为了削减照护成本。公公返回福州两三年后因身体机能衰退安详离世。孙菲菲无奈地表示，当初劝前夫将父亲的财产留给弟弟正是考虑到弟弟长期在福州陪伴、照料老人，而前夫作为儿子常年定居海外，对父亲的日常照护参与极少。

孙菲菲感慨道：“在这个所谓的‘家’里，公公是唯一真心对我好、体谅我的人。如今他不在了，这个家对我而言也就再也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了。”字里行间满是对这段失败婚姻的失望与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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