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和您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塬上》获奖后,您在莫斯科领奖时当众说要把这个大奖作为母亲的生日礼物。您母亲说过一句话让您印象深刻:如果你的脸上满是笑容,就腾不出地方流泪了。在您眼里,母亲是个怎样的人?拍完《老闺蜜》,您是不是对您母亲有了更深的感情和认识?

A:我弟弟有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我弟弟看了第一集之后,跟我妈说:“这五个人里面,都有你的影子。”其实你创作一个东西,你肯定会从身边人中汲取一些东西。这五个老太太里,我妈的确都有这个影子。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当导演,学拍片,走影视这条路,都跟我妈有特别重要的关系,她非常支持我。

Q:《老闺蜜》其实说的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人的一生,渡情渡难渡心方能渡自己。您认可这个观点吗?你怎么看待人生和老去?

A:我就觉得享受生活,享受当下。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很精彩,不要因为叹息自己的青春易逝,而错过了今天的美好。我觉得无论是生老病死、爱恨别离,只要我们能用一个平常心去看它,其实都会无比美好。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当你跳开,置身度外地去看剧中的悲喜,你都会从中获得一种享受。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只要你用一种观众的心态去面对,你的生活就会很精彩。

Q:您是教授、导演、编剧,既拍电影也拍电视剧。在您看来,拍电影和拍电视剧哪个挑战性更大?即便是电视剧,您的作品也有鲜明的电影拍摄手法和高级质感,风格独特。从创作角度出发,您怎么看您影视作品中的“共性”与“个性”?

A:影视都是用视听语言讲故事,这没什么区别。但在拍摄上,各有各的难处。就像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写长篇和写短篇要的那个劲不一样,有的人是两个都行,有的人只能顾一头。应该说,电视剧更看重的是那种长篇结构,你要在四十集左右的一个体量之间,找到它起承转合的高潮点,同时你还要在每一集中找到这个高潮点。这个过程中有众多的人物,有人物关系以及关系的变化,还有主要人物在大事件中的这种起承转合,每一个人物都要把握,所以在这方面,拍电视剧其实很累。

电影则是另外一种。因为它的篇幅不长,所以你的表达必须言简意赅,不能有废话。比如拍电视剧,一个屋子里可能有50场戏,这50场戏在调度上势必会重复。但是拍电影,这个屋子里只有5场戏,那这5场戏除非我故意要求他重复,有一种味道。除此之外,你必须要想出新的办法去解决这件事,它是有不同的劲。

Q: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你的作品基本都是现实题材,聚焦的主题也都相对边缘,并非流行性题材,有人称您是“现实题材导演先锋”。您为何如何偏爱拍摄现实题材?有人说在您的作品里看到的是“孤独”。这种孤独的逆潮流创作和犀利却现实的主题会延续下去,成为您作品的主旋律吗?

A: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社会,日新月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每天沸腾的生活中,有太多的故事,根本拍不完。我每天都身处其中感受着,很受触动,所以我就更喜欢拍现代的东西、现实的东西。

关于作品中的“孤独”,这是评论家评价的,我自己并没有这个意识,我也不想用这个东西把自己捆住。其实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去做的时候,它自然会带出你的个性和喜好。

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你面对世界时,才能有底气

Q:您是导演,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授,是国内典型的“学院派”导演。您觉得“学院派”导演最大的特点或优势是什么?作为导演系教授,您在实际教学中,怎么看目前中国导演的培养模式和产学研成果?

A:学院派导演,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你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不得不去逼着你去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这是教学相长的,你从学生那里,也会获得很多的营养、新鲜的血液。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这也让你不断接触到更新更好的,包括国际上的一些新观念,新的创作方法等。毕竟在学校里,我们跟国际上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多,这会让你不断地往前进步,然后又把创作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反馈给教学,又去帮助学生在这上面提升。当导演和当老师,都是我比较热爱的工作,不仅不冲突,还能互相帮助。

产学研方面,北京电影学院在电影艺术院校中的国际排名基本能排到第三,前两名是纽约电影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高排名,不是因为学校占地多少,有多少学生,而是看你的培养成果。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为例,培养了太多优秀导演人才。现在活跃中国电影界、电视剧界的很多著名导演和年轻新秀,大多数都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的,比如著名导演曹保平、薛晓璐等。此外文学系出来的编剧,摄影系培养出的摄影师,美术系出来的电影美术,录音系出来的录音师们,拿了很有国际大奖。整体来看,北京电影学院为中国电影事业,为电影界各个行业,不断充实着最新鲜的血液,这是我们学校非常独特的地方。

Q:现在中国影视界新人辈出,有才华的导演不断涌现,拍摄出很多令人惊艳的优秀作品。从中文系到导演系,从拍电影到拍电视剧,你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从您的老师谢飞、郑洞天那辈导演到您这批导演,再到文牧野、路阳、郭帆、毕赣这些青年导演,你怎么看中国导演的传承与创新?

A:我从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从一个有文学思维的人,最后转到有影像思维的影视导演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对我不断的鞭挞。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肖像作业的时候,作业连续三次被退回来。我实在想不明白,老师也不告诉你原因,就让你自己琢磨。后来老师看我实在想不出来了,他说你所有文字表达的,写在纸上的东西,都得是我能拍出来的。比如饱经风霜怎么拍?你要写“他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就可以。我一下就明白过来,我要用影像来讲故事,而不是文字。这个过程是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去脱胎换骨,扒一层皮是很难受的,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却是最受益的地方。我1998年刚毕业,跟着谢飞老师去拍一部电影。从看小说到写剧本,一直到影片拍完,我做他的执行导演,参与了整个过程,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学到了。现在我的工作方式很多都是谢飞老师教我的,传承下来的,而且这是非常专业的,过去电影厂的电影拍摄方式,非常有效。

郑洞天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拍的片子他基本都看,看完之后,他就提纲挈领,一两句话点醒你,有些你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一下就说出来了,你会觉得他将你往上拎了一个层次。现在我也做老师,我也把我的这些经验和教训传给我的学生们。看到他们能够得奖,他们成才,那种喜悦我感受到了。这种愉快跟自己得奖不一样。这就是传承,我觉得中国电影就是这样一代代走下去。

Q:您入行20多年,导演的作品拿了很多国内外大奖,尤其是电影《塬上》斩获2017年第39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圣乔治金奖最佳影片奖。这是华语电影迄今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取得的最好成绩。你也因此成为中国四个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最⾼奖的导演之⼀。你认为中国电影能够赢得国际认可的原因是什么?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影视作品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