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乔年牺牲是哪一集

觉醒年代乔年牺牲是39集

《觉醒年代》的热播，让我们在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再一次回顾了那个激荡人心的年代，一群觉醒者和领路人如火炬一般，在黑暗中摸索、探寻救国图存的真理和道路。剧中不仅再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共领导人追求真理的历程，也生动讲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与父亲陈独秀之间起伏变化的特殊亲情。陈氏兄弟二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们心系天下，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陈乔年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草木葱郁的烈士墓地中，静卧着一对同胞兄弟，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二人。他俩都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陈独秀的儿子。在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革命者先后牺牲在上海龙华，后被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

陈延年（左）、陈乔年

陈延年（1898—1927）为陈独秀长子，陈乔年（1902—1928）为陈独秀次子。据陈家亲戚潘赞化在《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概述》记载，陈家是安庆城内有名的书香门第，历来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陈独秀格外重视陈家后人的思想教育和人格养成，他虽因常年奔走革命，与子女聚少离多，但很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据陈独秀回忆，在孩子们幼年时陈就“设出种种的法子，一面和他做游戏，一面就是教他学问，叫小孩子个个欢天喜地，情愿受教”。兄弟二人天资聪慧，并且勤奋好学，自幼博览群书，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

陈独秀

1915年9月，自日本返沪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得知安庆陈家遭到袁世凯党羽、反动军阀倪嗣冲的搜查。为保护两个儿子，随即令兄弟二人来上海求学，进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学习。受陈独秀“自创前途”家风的影响，两人逐渐半工半读，自谋生活，晚上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堂店的地板上休息，吃的是难以下咽的大饼，穿的是发白的粗布长衫，身形消瘦。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但两人却一直清贫乐道，于1917年双双考入震旦大学深造。

单衣粗食、面有菜色的二人，连陈独秀的家人和朋友们见了都规劝连连，多有责怪陈独秀之意，但深谙人生艰难的陈独秀则坚持“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兄弟俩也坚持“少年人宜使苦，苦则志定”，多次婉拒祖母谢氏的接济，自力更生，初立鸿鹄之志。当父亲挚友潘赞化询问二人对于父亲因五四学潮被捕入狱之事看法，兄弟二人给予肯定“既做就不怕，怕则不做”“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的牺牲而不得”，可见已经具备大局观。

《青年杂志》自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上海市档案馆藏）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1919年1月，二陈兄弟在上海与黄凌霜等组织无政府主义进化社，创办《进化》杂志。6月11日至9月16日陈独秀被北洋军警逮捕入狱期间，二陈兄弟则受“工读”新思潮的影响，筹划赴法深造，探求救国真理。他俩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亲笔介绍信，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并直接赴法上学。

1919年12月25日，兄弟俩登上法国邮轮“安德烈朋号”轮远赴法国，经过近40天的漂泊，于1920年2月3日抵达法国。起初，兄弟俩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22号，依旧是勤工俭学，做工学习两不误。凭借着流利的法语以及扎实的文化功底，二人考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计划待学业有所长进再报考巴黎大学，此时却陷入勤工俭学危机。受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掌控的华法教育会，过河拆桥地宣布与勤工俭学的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大批工读学生奔波流浪。虽然兄弟二人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列，但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的接济，属于半官费生。相较于依赖成性、因经济拮据而意气消沉的其他学生，在上海过惯了清贫生活、辗转异国的兄弟二人依旧能够勤勉互助，并且意志坚定地自力更生。

此后，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与法华教育会的冲突愈演愈烈。1921年间，“二二八”运动、6月拒款斗争、9月争回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相继爆发，中方负责人竟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迫害中国学生，强行逮捕并遣送100多位示威学生回国，最终致使个别留学生（如熊志南）精神失常惨死异国，导致绝大部分留学生激于义愤而与吴稚晖等人彻底决裂。全程目睹此事并亲身经历迫害的二陈兄弟俩幡然醒悟，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和反动性，挣脱了无政府主义的束缚，与吴稚晖等人一刀两断，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斗争行列。

在参与生存斗争的过程中，陈延年和陈乔年结识了一批共产主义者，如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并得到他们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渐渐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最终与其父陈独秀殊途同归。1922年夏，兄弟俩学习了法国共产党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终完成了由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主动在巴黎街头开办了中国书报社，广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刊，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随后参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第一批少共成员。

陈延年被选入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的编辑和刻蜡版。由于经费短缺，兄弟俩分工协作，一个刻字，一个油印，经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在成员们共同努力下，《少年》杂志渐渐成为学生和工人中热火朝天讨论的话题，而后被称赞为巴黎的《新青年》杂志，促使少年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急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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