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大兴安岭完成的。在那里，人类的蛮荒和边疆的寒冷彻底冻结了叶文洁的心，在大兴安岭的两年中，她见证了无数的森林以及生态遭到破坏，就在这两年之中，叶文洁心中怀揣着的痛恨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包括着对于自然环境的怜悯以及对于动植物和生态圈生物的同情。她自以为幸运的是，在这里，她遇见了白沐霖——《大生产报》的记者，一个同样反思着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恶行的知识分子。他和叶文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共鸣，这个看起来纤弱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叶文洁看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她冰冷的心似乎微微地解冻了，对于人类的希望又开始渐渐地萌动。白沐霖借给叶文洁《寂静的春天》，向她诉说自己对于人类行为的反思，并且为此做出了行动——特此撰写了一份关于生产连对于大兴安岭生态危害的文章，逻辑缜密，言之有理，辞藻恳切。这在某种程度上深深打动了叶文洁，对人类产生的希望不断地膨胀，也因此表现在了她的行为上——主动提出帮助白沐霖抄写这份文件，并且，她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是，她提出为白沐霖洗衣服。

应该说，这个阶段的叶文洁收到了白沐霖非常大的影响，对于人类的希望在他的身上燃起，也在他的身上熄灭。

事发，白沐霖自以为聪明的文件触碰到了他从未想象过的敏感地带，无论多么恳切的言辞和诚心都无法拯救他，于是，他将这个灾难抛给了叶文洁。当那份以自己的笔迹誊写的文件放在叶文洁面前的时候，那一点火苗猛的熄灭了，她的世界重新恢复成冰冷的黑暗，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份黑暗更加绝望，更加沉重，最后的希望被孕育它的人亲手掐灭，这对于叶文洁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被嫁祸之后的遭遇更是叶文洁始料未及的，她不仅在紧闭中遭受寒冷，来自于程丽华的恶意更是将她包围，窒息一样的政治环境犹如冰块一样将她包裹于其中。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