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发布的材料之二：我的几点补充

　　 在我的《自我剖析》的材料基础上，现做两点补充，以期得到大家更为深入、坦诚的批评和帮助。

一、关于“公演私分”的问题

　　东方歌舞团是国家所有制的事业单位，也就是“公”有制单位。动用国家的，即动用公家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进行投入而获得产出后，必须遵照国家的法令、法规，本着国家利益，集体(单位)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实施合理分配。反之，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甚至隐瞒其收入，而匿为个人占有，就是“公演私分”。这种行为，是违法、违规、违纪的错误行为，在东方团内存在这种行为。

　　在团里“三讲”教育中，有的负责同志把这一行为，淡化成仅仅是财务运作方法的“作收作支”问题。这是掩饰错误性质、推脱责任的做法。

　　1、以这次“三讲”教育中，已经“讲”出来的1999年9月底的“广州演出”为例，剖析问题的结症所在。

　　“广州演出”共收入30万5千元人民币，演出接待方全部以现金支付。此款项是由我团业务主管领导接受的，凭证为个人签字的白条和“收据”，没有团内的公章或发票。

　　团里主要领导在“三讲”材料中，称当时分钱是以“演出接待方给‘红包’”的方式发下去的。这与事实严重不符。据查，演出接待方根本不知“红包”的事情。他们讲，演出费就是演出费，分的什么“红包”？东方团内部编造故事，是东方团自己的事！由此看来，私分演出费用的责任，不能推到演出接待方的头上，完全是我团领导的自主行为。

　　在团里所得的30余万元中，有“7万元”是以运输费用的名义具签的。团里主要领导讲，那次演出是由南京至广州，再由广州至江苏常熟、泰州进行商演。凡有组织演出常识的人都清楚，团体在外连续转场演出时，交通运输费用是常有重叠支付的。也就是说南京、常熟等演出接待方是否也支付了与广州接待方同程的路费。如果有，那么这7万元中，有部分乃至大部分，应划归“纯收入”。

　　对于广州演出的分配情况，团里主要领导讲：“在广州要演出4场，每场按500元已发给大家。”我到广州参演时，团业务负责同志曾告诉我，此行演职员在36人左右；另有“腕级”演员5人，将轮换演出。照此计算，参演的36人，每人4场补贴2000元，共计分出7万2千元。

　　主要演员分的多，是肯定的。如果，我与每个主要演员都按1万元计算，那么5人共计5万元。

　　另外，演出接待方的回扣为2万元。

　　其它，东方团全体演职员的食宿费和市内交通费，均由广州接待方负责。

　　以上，从30万5千元中依次刨除，还应剩余9万3千元。如果在“运输”费用中，另有水份，那么会有十几万元的结余。

　　问题的焦点是：第一，公演收入的30多万元为什么不入公帐，而是由个人签收。第二，剩余的占此次总收入1/3或一半以上的现金流向了何方。

　　团里的负责同志强调这次“公演私分”，是为了体念和照顾群众的辛苦。但是占4/5多的群众，在30万元收入中，仅分配到不足1/4的补贴。

　　2、这次“三讲”教育中，还讲出了“深圳演出”的问题。

　　团里主要领导声明，领导班子人手一部的手机和空调(我不知是否指安装在团领导各办公室内的空调机)，是深圳的一位老板“捐赠”的。请注意：这里说是“捐赠”，而不是“赠送”，两者的界定和内涵不同。前者是指公益性的义举，后者泛指人际的友情传递。

　　无论是“捐献”，还是“赠送”，所赠财物先入册公帐，经领导及有关部门议定后，作为“公物”分配使用；或象有的同志所提，可以“拍卖”，将所获资金投入团内所需。而事实是，当时由个别领导一撮合，未经入帐就将公产私分给自己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了。

　　有的同志在意见反馈中质疑：手机等“是否以演出费抵的。”在我得到那部手机时，团里主管业务领导曾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手机是用团里在深圳的演出收入买的。所以，我已将其换新，退至团纪检书记齐振河同志处。

　　重要的是，在深圳的演出，接待方是支付了演出费用的，有几十万元。其金额总量比广州演出的付费要高。具体金额我正在落实之中。去年11月5日的团领导班子会上，主管业务领导承认，已将其收入分掉。

　　这笔大额收入，如何分配的，原始凭据何在；有无结余，结余又如何处理的；团领导班子成员是否也从中拿到了现金，是问题的关键。

　　3、同样在去年11月5日的团领导班子会上，主管业务领导还承认，在河南许昌演出期间有一加场演出费用，另在广州友谊剧场的一场加演费用，两场共计8万元，由他本人自作主张分掉了。现已查明，时间分别为1999年4月和1999年5月份发生。

　　4、同是去年11月5日的团领导班子会上，主管业务领导透露在团业务部内有小金库。当追问小金库的款项来历和用途等情况时，没有得到明确回答。

　　以上，是了解到的一部分情况。应当说，在四年多时间里，“公演私分”行为，在东方团是客观存在的，团领导班子的直接责任很难解脱。“三讲”中采用“分红包”、“捐赠”等借口掩盖事实，减轻责任的作法，有欠光明磊落。

　　做为团里的领导，关心群众生活，照顾群众利益是应该的。但是，更要保护群众利益，爱护群众利益。团里广大群众所获得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他们诚实劳动所应得到的回报。领导应光明正大，合法合理地把物质利益分配给他们，让他们心安理得，毫无顾忧地去构筑自己的生活。领导违犯国家法律用“公演私分”的办法，把钱分给大家，名不正言不顺，实质上给群众利益埋下了不小的隐患，弄不好还会贻害群众。况且，东方团是一个艺术生产的整体，每一道工序都是不可缺少的，每一声场演出都凝聚着全团同志的共同血汗。参加演出的同志有钱可分，参加越多改益越多，这理所应当；但是，全团共200多人，演出机会少的同志，特别是长期从事行政、后勤、党务工作的同志们，怎么合理体现他们的付出呢，怎么公正回报他们的贡献呢。

　　“公演私分”所得，不进入公家财务，摆脱组织与群众的监督，必然形成个别领导的特权。凡有经济“实惠”的演出，谁去谁不去；每场总共私分多少钱；给谁多些、给谁少些？等等，都成了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事情，随意性很大。我参加广州演出仅一场，补助1万元，按团长指示每人每场补贴500元，我超出了20倍。按团里规定，我每场补助为2000元，超出了5倍。这种做法，很容易蜕变为权钱与个人感情上的交易，形成个别领导与某些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联盟。

　　“公演私分”的漏洞是相当大的。象广州演出全部收到底是如何分配的，应结余的大笔现金到哪里去了，还有其它场次的收入与分配状况，总该有个说法和交代。我在拿到1万元补助时，连签字都不需要，真不知其他演员是否同我一样，也没有办理签收手续。不禁要问，当初分配时是否有收去的原始赁据，而不是后来补办的手续。在去年我的述职报告中提到的“暗箱操作”，就是内含着此情景。

　　最令人担心和害怕的是，领导班子中的同志是否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私分”中受益呢。我把1万元原封不动地退交给团里经检书记齐振河同志处。今天回想此事，很是后怕。见了钱，谁也不会痛苦。如果当时我装聋作哑把钱全部收下来，或隐匿起来，其后果就会“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受制于钱，被人牵动。那么，怎么对得起上级与群众的信任和委托呢。

　　关于单位涉税问题，国家的<<税法>>和国家<<刑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和第二百零三条中，都有明确的过失界定和惩罚内容，是严厉的；国家在财务管理方面，财会制度早有明确的规定，是严格的；党章和党中央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是严正的。如果我们领导班子中有“隐性收入”，问题一旦败露，上面追下来或外面查进来，谁能胆壮腰直的把责任扛起来。

　　有的团领导三番五次强调“私分”的动机是“好心”，是为了照顾群众。东方团的少数领导，不顾国家的法律、法令，多次采用单位逃税的办法，违规操作，伤害了集体、伤害了群众，这样的效果能用“好心”解释得清楚吗？如果，领导成员在“私分”中受益，那么所说的是为了照顾发行人的“好心”，将会自行彻底坍塌了。

　　去年10月份，对于已经暴露的“公演私分”问题，我向团党委的两位副书记写了一份<<我的申明>>。我希望领导班子能够重视出现的问题，重点在吸取都训，总结经验，关键是要制订一套规章制度，加强管理，防止错误行为的蔓延或再度发生。同时，我在<<申明>>中强调，以往发生过的私分行为，我们领导班子要承担全部责任，不能层层推诿，更与群众无涉。去年11月5日，我在团领导班子会上，对今后的整改要点，确立相关制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建议。

　　然而，去年10月份，对“公演私分”问题的提出和反对，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遗憾。从那以后东方团领导班子产生了分歧，出现了裂痕，直到今天。

　　团里主要领导认为“你团领导班子出现严重裂痕，并非是因为在作收作支上有分歧”，而是“无法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有意扭曲事实的作法，是不妥当的。“严重裂痕”的根结所在，团领导班子成员之间是最为熟悉，心照不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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