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娱乐专题-李谷一惊曝东方歌舞团的腐败内幕

　　东方团的“三讲”教育，目标专一，重点是我。使我经受了二十年以来又一心灵震动，感情冲击，得到的教育是终生不忘的。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无非两条。一是，毛主席曾告诫全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畏惧的。一个党员，要有勇气接受群众的揭露和批评，认真地改正过失。二是，邓小平同志教育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个党员，要敢于坚持真理，坚信实践标准。

　　在东方团“三讲”教育中，有些意见的提出是善意的、中肯的，体现着对同志的爱护和帮助。有的意风虽然言词激烈，但也是着眼于对我的震动和提高。

　　这些意见目前尽管不占主导，我深信是代表着全团群众的思想的主流。

　　群众的善意和中肯的帮助，使我深刻认识到，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过失；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固执、简单、急噪的缺陷；在党务工作中存在的抓政治思想教育不够，没有严格按党章标准发展党员的失误。

　　从主观上检查，是自己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淡薄了党性的修养。身为党委书记，仍用一个演员的标准和习气主导思想和工作，这是我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从客观上讲，各种演出任务，纷扰社会活动的压力，加上东方团在领导班子分工之中，我被搁置于“软性职务”、“二线领导”的定位上，是我没有尽职尽责的直接原因。

　　但是，在东方团的“三讲”教育中，有的同志使用损毁他人人格，扭曲他人形象的语言词汇，来表达意见是很不正常的。诸如“四害”、“三不幸”、“匪气”、“赖着不走”、“早已知面更是知其心”等等。“三讲”教育，是整顿、提高全党干部党性、党风的严肃的政治活动。任何批评和指责，都应用事实和证据来支撑。不然怎么能够令人心悦诚服的认识问题，提高思想？！对人、对事，“诚心”和“存心”是截然不同的。

　　在我的《自我剖析》中，业已点明，通过“三讲”教育的时机和渠道，向文化部和党部组表达将我驱出东方团的意见，是某些同志的立意和主题。谁都知道舆论导向和舆论压力的作用。中国古时就有“慈母投机杼”的典故。某些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使我有天大的罪过，总该有个改正的机会和环境吧，某些同志却要把我彻底驱逐出东方团而后快。我以为，这是与我在“公演私分”问题上坚持批评、整顿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在去年10月份以前，即“公演私分”问题未揭开之前，上朔到1996年，团内的群众是这样反映的：

　　“上级给我们团派来了好团长，好书记，使我们看到东方团的希望！”

　　“同志们说李书记处理问题一视同仁，我们打心里佩服。”

　　“党政班子的良好精神状态，团结协作和务实精神，给全团同志作出了榜样。”

　　“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与团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和监督保证作用分不开的，否则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党政领导班子步调一致，团结合作，这是从来没有的。”

　　“希望这届班子延续下去，不然对东方团事业不利，这个意见希望党委转达给部领导。”

　　东方团领导班子成员有过这样的话：

　　“我要向李谷一同志学习，争做一名党的好干部。”

　　“感到谷一同志是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顾全大局，没有把自己放在艺术家的位置考虑问题，而是首先想到自己是党员。”

　　在通过群众评议、测评和投票等程序的基础上，经文化部审议，1999年3月文化部颁发文件，决定授予东方团的我和其他二位领导为“优秀干部”。

　　然而，自1999年10月份以后，仅隔几个月，在这次东方团的“三讲”教育中，我从“好书记”沦落为“三不幸”，从“榜样”质变成“四害”，从“希望这届班子延续下去”发展到“此人不走，团无宁日”、“我们要挽救东方团”。几个月中，一个党的干部的优劣落差之大，某些同志前后的变型之快，真是有如天壤之别。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不敢相信这是某些“同事”、“同志”的所做所为。　　我坚信上级组织和广大群众，对一个党的干部的功过是非，会以事实为依据，党章为准绳，作出公正的评价和结论。今天，在人们智商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有些同志再搞“三人成市虎”那种古典游戏，再用十年动乱中那套“无限上纲，彻底打倒”的简便方式，就显得过于陈旧和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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