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我认为反叛性是人生理的一部分，如果人没有反叛性的话，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是一个恶人，或者说是一个伪君子。一个人寻求进步是与生俱来的，就跟长在体内的荷尔蒙一样。总是循规蹈矩地生活，这世界就没法发展了。人要不断地去打破世俗，再去延续一些传统，这个才是人的价值。人的传统也是有比较的，不是说所有的过去的都是好的，所以人需要去推陈出新。
我自己有很多让人讨厌的东西，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也希望没我，他们希望自己能更好，那他们自认倒霉吧，谁让我出现了。——崔健
澎湃新闻：有人说你拔高了摇滚精神的起点，很多人都被摇滚精神所累，你树起了一个让大家望而不可及的标杆。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崔健：没有，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说。人的标杆就是给人砸的，你要不去砸它，你树立它干嘛？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意识到我做什么跟这个环境有所谓的敌对关系，我也不怕这个。我会想的是积极的关系，怎样能让空间更宽松些，让可以分享的东西更多些。
因为当我听到一个好的音乐、看到一个好的电影、感受到一种好的戏剧的震撼时，我的第一感受不是嫉妒，而是生命怎么那么美好。我能在活着的时候感受到这种美好，就感觉生命真的有意义，觉得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时代，甚至觉得幸亏我妈把我生在这个年代。
但是如果你作品里没有努力工作的证明的话，别人是欣赏不了的。如果其中有嫉妒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商业上的矛盾，是市场竞争的矛盾。如果你真和我有竞争关系，那我们就竞争吧，哪怕真刀真枪干也可以，比赛呗。但是就怕他的原则特别浮动，他没什么标准，一会儿要跟我谈道德，一会儿说我要过时了。
澎湃新闻：那么你怎么看这个时代里的所谓“当红偶像”？
崔健：我觉得年轻人必须要看清，不能盲目，因为现在很多小鲜肉的形象是被中年人和老年人操作出来的。这一点上我觉得年轻人挺无辜的，是市场营销出来的年轻的偶像，并不是真正的年轻人。真正的年轻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敢说敢做、敢于摔跟头的。
澎湃新闻：你身边像你说的这种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多吗？
崔健：我周围的90后中，敢作敢当敢说话，勇于去塑造、去表达，勇于去思考别人不敢思考的东西，这样的年轻人多得是。只不过大家不关注他们。很多的市场主流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不挑事，不谈论政治，免于危机和免于危险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释放个性。
这些年轻人做到了。他们把肌肉练漂亮点，把发型弄帅一点，舞姿更整齐一点，动作更性感更酷一点，但是他们根本不脏。他们假装脏，他们做的动作看似特脏，但是内心深处都特别穷。这个脏是能量的一种表达。你要是说操，你就真操，你别说看我酷不酷。你要说fuck你就真的fuck，你要有愤怒你就真的愤怒，但实际上他们的底子是虚的，没有一点反叛的情结在里面。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以道德为标准来看待事情？
崔健：我认为道德的谈论本身就是空泛的，实际上大家玩的都是能量，没什么道德。所以说，过于谈论道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谈论美学。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
中国人谈论美学，很少谈论真正的民族灾难。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被别的民族统治着，但是从没有人去想我们的文化能量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在丧失。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甚至没有人去翻案。这些是我年轻时不可能看到的。我知道年轻人听我说这些话会很烦，但是确实是我这个年龄看到的事儿，我要是不说的话我会觉得我似乎没有年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