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苗
三年前，身为舞蹈演员的苗苗遭遇了一次严重伤病，“医生说我的膝盖已经和六七十岁的人一样，长久跳下去肯定不行了”。
跳舞的女孩难免攒下一身淤青。跳了二十年的舞，周身的旧伤终于给苗苗的职业生涯亮起了红灯。
舞是跳不成了，得找新的出路。
这样一段往事听下来，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芳华》女主角看似是在命运突袭之下，被动地选择了转行拍电影——一个典型的上帝关门，上帝开窗的故事。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故事。
跳舞很苦
苗苗年少时根本就不喜欢跳舞。在中国，大多数像她一样六岁被送进少年宫压腿的女孩都不会喜欢跳舞。练舞很苦，家长们能狠下这个心，多半有各自的打算。苗苗的母亲是希望女儿将来“气质好”，学得好的话，还能和同事家的小孩一样，“考上舞蹈学校，去北京”。
苗苗有天分，她九岁考进了北京的一所舞蹈学校，之后是艺术中专，再往后是北京舞蹈学院；被伤病叫停的那一年，她已经在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站稳了脚跟。
貌似顺风顺水，如今回头再看，少年时期的练舞经历在苗苗的记忆中却是灰暗的。
“小时候只是在完成应该完成的事情，老师要求这样，我就这样。”
“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基本就不停，因为中间还要跑步，中午吃饭时间跑步，减肥嘛。晚饭之后，专业晚自习，完了以后还要加班。”
“就像是机器人一样不停地达到更好更好更好。那种感觉就是，啊，什么时候是个头，不要再这样了，好累。”
“有时候到最后，累得想哭，就哭着跳。跳不动了，乱甩也得跳。”
采访的时间安排在清早，苗苗的这些呓语几乎都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含混地哼出来的。疲倦状态下，我们之间的对话推进得有些艰难。而疲倦也消解了她在陌生语境下的戒心，明亮或阴郁的情绪统统和盘托出。
直到进北舞，读大学，她才第一次享受到了跳舞的乐趣，确切地说，是表演的乐趣。“那时候会开始演一些有人物有情节的东西，我喜欢跳舞剧，喜欢塑造角色，渐渐发现自己开始喜欢表演。”
“受伤以后，我只是觉得，我还想继续演角色，虽然说不能在舞蹈里演角色，但我觉得演戏也是艺术，特别是电影。”
也许是大杯冰美式的作用，聊到舞剧、表演、角色、剧本这些话题，苗苗醒了。不止醒了，还渐渐兴奋了起来。她自认是一个被动的人，但成为一名演员，于她而言，并不是一次被动的山重水复疑无路。
成为何小萍
苗苗没有问过冯小刚，在那么多面试的女孩中为什么会选择自己来扮演女主角何小萍，她只能隐约猜测，“我和这个角色有共同点，她和我的经历很像。”
这乍听起来是一个毫无信息量的万能回答，却又足以自圆其说。
我们能轻易地从人群中分辨出那些内向的，不合群的，心思深重的女孩。《芳华》中的何小萍便是这样，她是严歌苓为那个压抑年代所塑造的“完美受害者”。
“她挺执着，挺‘硌’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也不懂得去迎合别人。爱就是爱，一辈子，她认定好的就一定会坚持到底。别人欺负她，她也不会直接发生冲突，她就忍着，就你们说吧，我就这样。”
苗苗如此描述她所理解的何小萍，在她看来，她们俩的经历相似，都在封闭环境下长大，且都有过被同辈孤立和排挤的遭遇。这是每一个不合群的小孩年少时的必经之路，而她也只愿意用“不太爱扎堆”、“看起来清高”这样的说法轻描淡写。她咬牙扛过了“哭着跳舞”的青春期，在经历了演艺圈的初步洗礼后，肢体和眼神依旧写满了过去经历所培养出的敏感和局促。
不难猜测，这些成长的痕迹也被冯小刚读了出来。《芳华》的演员甄选被苗苗形容为一场“艺考”——舞蹈、演唱、独白，一轮轮的基本功筛选后，留下来的几个女孩进入历时数月的集体培训，而直到开机前，角色归属才最终定夺。
“小时候他们问我梦想，我就说想成为杨丽萍那样的舞蹈家，但它已经离我很遥远了。”对一个跳了二十年舞的女孩来说，能有机会出演一部舞蹈题材的电影，已经是最大幸运。
钟楚曦
文工团美人
严歌苓写过一个短篇集，叫《穗子物语》。在一系列以乱世为背景的市井故事中，主角穗子是严歌苓作为作者的自我投射。穗子敏感、大胆，是一个有点草莽气的少女，而延续到小说《芳华》中，这个角色也再次化身为严歌苓的“第二双眼睛”。
钟楚曦演的就是这个穗子。她长着一张时髦的脸，适合放置在街拍、红毯和时尚杂志内页的纷繁背景前，一眼看过去，似乎与文工团的故事年代画风错位。我问她有没有担心自己长得太过“现代”，她的反应倒很凌厉，“谁说那个年代就没有我这个长相的嘛”。
这个回答很“飒”，应该说，钟楚曦整个人都很“飒”，举手投足带着一种从小美到大的自信和自觉。她从三岁半开始学跳舞，理由是“想上台穿漂亮衣服”；在艺校三天两头翻墙逃课，“也不是为了干嘛，就是想往外飞”；考大学的时候考上戏的舞蹈系，“其实就是想当演员”。
就连在参加《芳华》的演员甄选时，她的状态也与旁人不同。她说自己去面试之前，连需要考核才艺都不知道，以为只是聊聊，大喇喇地就空手去了。
“吓死我了，我都已经六年没跳过舞了。但没办法，凭着肢体记忆乱跳了一段。他们又让我独白，我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了，都想不起来，就说了一段《日出》里头的陈白露。面试以后自己很不满意，回到车上就哭了。”
也许正是这种放手一搏的狠劲让钟楚曦最终成为了草莽的穗子，甚至在开机后的某次拍摄中，赋予了她一个与其他女演员区隔开来的高光时刻。
钟楚曦很享受回忆那场戏的感觉。那是一场剧本中原本没有的高台跳水戏，“泳池有个台子，很多男生去跳。导演觉得我胆大，就让我上去试试”。
众人一起哄，钟楚曦就上去了。跳台很高，她不是不怕的，吓到蹲在地上抱着腿发抖。“但所有人都在等我，现场那么多双眼睛，不跳也得跳”。最终，这不管不顾的一跳被剪进了《芳华》的预告片里，给影片的青春气息增添了一个极为亮眼的爆发点。
红毯上的军装
舞蹈演员的感受力尤其敏锐，这是徐浩峰评价跟自己合作过的那些跳舞出身的女演员时所下的结论。他说跳舞的女孩天生懂得用皮肤演戏，指尖都会有感受。当我们试图在钟楚曦身上寻找这种天分时，最直观感受到的就是她的敏感，“一丁点细节就能联想到一切”。
采访前一晚，钟楚曦刚刚与《芳华》剧组一起穿军装走了一次红毯。令我意外的是，谈起这一幕，她的情绪突然急转直下，哭了起来。
“一穿上军装的时候就想哭，就觉得特别难忘，就像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很激动，很怀念。我拍完了以后对军装有一种情愫，穿上以后觉得我又可以再做一次小穗子，感觉特别好。”
军装情愫是冯小刚那代人的青春记忆。于冯导而言，拍《芳华》，拍文工团，追溯那一段记忆，是一次富有使命感的创作经历。为了将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带回自己的青春，他在海口的拍摄场地平地而起了一整座文工团宿舍。
钟楚曦回忆，当她第一次穿上军装，走进片场，一下子就觉得，“不用找了，大家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我们都不化妆，没有别的衣服，后来越来越爱这身军装，特别神气，特别敬畏”。
这种敬畏感源自她从小的红色情结，十几岁时在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看得泪流满面；奥运会时，看到中国队夺冠，对着五星红旗瞬间哭崩；读书的时候，军训踢个正步也会满心激动。
这种情结很难用言语去解释，和钟楚曦在我们面前所展示的“叛逆”、“潇洒”人设也有些微妙的落差。但自信的女孩天生有一种自洽的本事，她觉得自己年少时的叛逆，并不意味着无法感知集体主义的荣誉感，她所反叛的也并不是集体和仪式。
“叛逆不是说没有爱，只是不想被束缚，比如管教，学校的教条。比如不准谈恋爱，我可能在老长辈心中不该谈恋爱的年纪就谈了。但这不是坏孩子，只是任性，年少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