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金城一时成了天津的扛把子。直到今天，天津重新成立民营银行时，还把“金城”这个名字又拾起来。

二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如果审视“北四行”，你会发现，它们的“出身”，大多成分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势力纠结于其中，有时甚至让人看出“官方背景”。

一、参股的多有官场大佬，有亲自加入，也有隐形持股；

二、与权力结合得比较紧密，甚至以权力作为依托；

三、擅长做政府生意。这在盐业银行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张镇芳本人就是前清官僚，而且和袁世凯有着特别的关系。不过，其因参与辫帅张勋复辟，结果失败后锒铛入狱，但这并没有让盐业就此走衰。首先，它有“盐业”作为依托，信用依旧。其次，它被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接收，为政府所庇护。

也正是段内阁，派出吴鼎昌（1884-1950）作为盐业银行的总经理。这位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吴兴，留过洋的一介书生，毕生有着三大“职业理想”：开银行、办报、兴学——幸运的是，他又都一一实现了。

办报，他曾在1926年盘进过《大公报》，任社长，留日老同学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这一时期的《大公报》，颇具风流；

兴学，他在任贵州省主席期间，大力支持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让贵州的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再回过头说第一个“理想”——开银行，也无疑很成功。早在1911年8月，他就出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旋调任大清银行江西省分行监督。辛亥革命时，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军用票发行局总办，参与了100万元军用钞票的发行。民国成立后，大清银行被改组为中国银行，他出任正监督，并主持拟定了中国银行条例。1917年，他又出任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主持铸造风行于世的“袁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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