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和局面，他们不得不另选一批新人。但这些人，或为钻空子，捞油水，或为走捷径，爬仕途。改革变成了一个“怪胎”——群臣和百姓都反对。

王安石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深居后宫的曹后，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政令的改变，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时的;政风的改变，却有无穷后患。她开始干预此次改革：“新法有其弊端，现在民间深怨青苗法和募役法，难道皇帝不该想想吗?”甚至老泪众横。

政策上的劝说宣告无效，曹后转而致力于人事问题，以此维系朝政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向改革派一边倒的情形。

1079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贬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因诗中有不满改革的句子而获罪。是年冬天，弥留之际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入狱，你怎知不是仇人中伤呢?就算他的诗有所不妥，也只是小过错，不可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王安石，曹皇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若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言毕，曹后病逝于开封。

六年之后，宋神宗也抱憾而亡。哲宗即位，其祖母高后垂帘听政。高后不是一个具有宽大胸襟和冷静头脑的人，她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大臣一律被贬。后来，哲宗亲政，叛逆的小皇帝又全盘反对祖母，要全面恢复王安石新政，但北宋没有第二个曹后，也没有第二个王安石。一来二去，北宋朝廷上再也听不到不同的政见，只有不断加深的党争和一遍一遍被修正的“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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