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延年、周恩来等共同努力下，处于国共合作前线的广州党组织，不仅党员数量由几十人迅速发展到数千人，而且“工、农、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有趣的是，作为中共在两广地区的主要领导，陈延年难免经常与在上海领导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发生工作联系。有时是陈延年来上海中央开会，有时是工作书信或电报往来，怎样称呼对方是个难题。父子二人不落俗套，心领神会地一律互称“同志”。父子之间是一种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平等关系。

1927年4月，陈延年离开广州，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刚到上海，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上海滩顿时血流成河。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选举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为中央委员，父亲陈独秀则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党的五大继续任命陈延年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江苏省委的机关都设在白色恐怖之中的上海。

此时上海已经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是不折不扣的险境。而武汉的汪精卫尚未叛变革命，形势相对安全。陈延年本可暂留武汉，但为了党的工作，陈延年服从党的安排，冒着个人生命危险，毅然从武汉“逆行”来到上海。

果然，6月26日，因叛徒出卖，陈延年在上海江苏省委机关主持会议时被捕，关押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

得知陈延年被捕，反动派兴奋不已，吴稚晖更是欣喜若狂。他过去曾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无政府主义“导师”，现在已变成国民党右派。他对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延年由爱转恨，认为他是共产党内最不好对付的人物。吴稚晖当即给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发信祝贺，信中大骂陈延年“恶过乃父百倍”，敦促杨虎立即杀害之，以免夜长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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