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资料图）
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内地小资情怀的三大俗。从审美的层面，张国荣代替我们完成了一种“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说替代我们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抒情性。张国荣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性别的越界，替代我们完成了轰轰烈烈死去的想象。
每年4月，被张国荣缠绕。每年看别人回忆他，纪念他，分析他，消费他，神化他，只有他不再说话。今年的纪念有了新内容，《阿飞正传》失传片段找回，1984年的旧片《缘分》在内地上映。一年365天，有一天属于张国荣。一年年的纪念，一年年的老调重弹，渐渐的，我们也好像没有真正问过自己，为什么要纪念张国荣？张国荣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尤其对我们内地受众来说，对于张国荣的迷恋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在香港，一年一度的怀念张国荣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在内地，身处全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下，我们怀念张国荣时，到底在怀念什么？
有一种论调说，荣迷以白领、小资居多。这样的论调本身有没有实证的支持，小资本身也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命名。但在内地，张国荣确实以小资偶像的方式被供奉，来阅读，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
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内地小资情怀的三大俗。搜索张国荣的纪念文章时，看到一篇网友的帖子，说“人民英雄为什么比不上自杀的戏子”，帖子里说的人民英雄指的是同样在4月1日去世的海空卫士王伟。这样的提问只有在内地的语境下才会被提出。张国荣与王伟，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本身堪称无聊的提问无意间说出了我们理解张国荣的语境差异。提问者本身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去比较两人间的死亡意义，而问题在于，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语境里，张国荣的死更多是一个审美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张国荣代表的是今天许多小资的人格理想。譬如，对于张国荣的形象建构中，一个极端突出的地方在于对某种本真性的强调，这个本真性贯穿他的人格、性取向、表演与歌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是张国荣的自白，也是千千万万小资的自我想象。李陀分析过上世纪90年代小资写作的泛滥，一个显著特点是意识流的泛滥，自由间接引语无节制的引用，而背后其实都是以“我”的本真性的立场上发言。从“我们”到“我”，中文世界的这一微妙转换本身不仅是写作者本身的自我想象，更是数量庞大的小资群体的自我指认。
同时，从审美的层面，张国荣代替我们完成了一种“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说替代我们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抒情性。张国荣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性别的越界，替代我们完成了轰轰烈烈死去的想象，他在电影里替代我们以孤独的手势说出那句“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
在受众那里，这放纵不羁的一生需要以一个惊世骇俗的离世才能获得审美意义上的完满。惊世骇俗的死亡语法，不外乎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悲壮死去，或因个体的精神困境而决绝自刎。在一个后革命的年代里，革命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所能引起的审美震撼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虚无的，只有一个文化工业下生产出来的艺人的自杀才具有普度众生般的震慑力。
桑塔格说：你们爱的，只是烈士。回想起来，在每一个文艺青年鸡飞狗跳的青春期，我们也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在策马奔腾的年纪轰轰烈烈死去的幻想，我们也相信过侯孝贤《悲情城市》里那个跳瀑布自杀的女孩的传说：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丽的时候，随风离枝。我们也迷醉于三岛由纪夫式的自戕，我们相信的是塞林格名言的前半句“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