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自杀想象背后的古典时代的日本意识、日本二战后的历史现实、西方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困境，这些都来不及深究，或者无意去深究，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自杀的姿态。张国荣的自杀，也可作如是观。他以生如夏花一般的绚丽包扎了我们对于人生的传奇性的全部想象，至于他和背后的香港的关系，与我们无关。
因此，13年纪念下来，很少有人会提到张国荣在《红色恋人》里演过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共产党员，这样主旋律的身份设定或许不符合与革命绝缘的小资们的想象。
而对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死更像个政治事件。他的死，给一座风雨飘摇的城市下了一道悼词，梅艳芳之死是第二道。回头来看，与其说张国荣是“香港精神”的化身，倒不如说是香港精神、香港意识的危机。
所谓的香港精神是什么呢？是早期周星驰喜剧里那种至贱有至福的泼皮无赖相，是麦兜系列里那种“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大难不死，必有锅粥”式的豁达，是梅艳芳临死前一个月上郑裕玲[微博]的节目时对全香港人作出的那个“I am still here”的承诺。
曾经，最怀念张国荣的人是谁呢？马家辉说：当我们说香港人怀念张国荣的时候，需要区分，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有不一样的意义。跟张先生差不多同岁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过香港的辉煌年月，一起成长，一起打拼，一起见证路途上的种种不平与挫败、挣扎与成绩，张国荣之逝遂如同自身的离散崩坏，那种惊吓与惶恐，虽非确确实实的“切肤”，仍是确确切切的痛楚。
马家辉或许只说对了一半，那些不与张国荣处于同一时代的香港人在纪念张国荣时，又在纪念什么呢？我想，那些新新人类对于张国荣的怀念，也是对一座城市的爱。在怀念张国荣的名义下，不论是不是荣迷，都会再说一句：原来香港的夜色这么美。
最近再去看重映的《缘分》，张曼玉、张国荣和梅艳芳在建成不久的港铁里玩缘分游戏。为了两个人的相遇，整个城市加开了一列地铁，这样的剧情只有在香港人和这座城市的共情结构里才能成立。这可以看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童话式的改写：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因此，对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他的升起和跌落和这个城市的兴衰保持同一频率。
而我们对于张国荣的沉迷，或许就是一个小资梦的投射。张国荣标识的异质性的美学，也只有放在小资美学的范式下得到理解。他在审美的领域里有多摄人心魄，在现实层面的我们就有多倍感无力。相较于香港人对张国荣的纪念的政治性，我们的纪念反而来得更弱，最终变成一种有教养的自说自话自伤自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