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真实其实都是导演的选择，在生活里捕捉生与死
在现场提问中，有观众说自己看到电影中杨培爷爷去世时感到很震撼，但当看到片尾字幕中杨培老人的名字没有画框，瞬间又将前面所有的震撼感消退了。究竟应该将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带有艺术性的电影看，还是应该讲它作为一个真实的纪录片看？这样的疑问始终萦绕在观众心头，急切地想从张杨导演口中听到答案。
“对我来说，即使是纪录片，它也不是绝对真实，因为所有的真实其实都是导演的选择，我相信只要机器在这，机器在这个空间里，面对机器的人都已经具备了表演的可能性，当机器在那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表现和生活中的自己，已经有差异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即使是纯粹的纪录片，它其实也是导演的选择。”
实际上，电影中的细节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张杨为了寻找这种真实的感觉，在藏族村庄里住了近三个月，不断观察藏人生活起居和作息，并通过拍摄一部短片与他们拉进距离，并在村庄里拍摄了很多素材，“像他们的赛马会，家庭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日常的内容，早上起来干什么，晚上干什么，怎么睡觉，他们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住房的结构是什么。”
“你可以完全把它当成纪录来看，完全相信它是一个真正的事，因为确实这些细节都是生活中的，我也编不过来，老人去世后有两个石头堆，我们就是在冈仁波齐山的后面看到两个石头堆，场务说这就是有人去世了，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生活里捕捉的，让我去编我也编不出来，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除非你自己去磕那一年头你才会知道。”张杨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商业为王的国内电影土壤，艺术片该如何生长？
现场有观众问到，在法国的电影市场，有30%—40%是文艺性的故事片，57%左右的是商业片，但在中国的市场中，文艺片的比例连3%、5%的比例都没有，究竟如何让文艺电影在中国更好地发展，已经也成了不少从业者心中的难题。
在芦苇看来，艺术片和商业片其实应该有一个共同生存的环境，“在60、70、80代时，欧洲的电影市场中，艺术片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甚至占到了五分之二的额度，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然而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各国，艺术片都在缩减，中国的艺术片形势更为严峻，“很多电影人资本的动机本身就是为了赚钱，根本就放弃了文化传承和文化表达以及文化感受，所以这个功能逐渐萎缩，全世界都在萎缩，但中国萎缩的尤其严重、特别严重。”在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现在，中国却多年缺席四大电影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产品人家不要，这就是过度资本化和过度娱乐化所直接带来的恶果。电影最正常的生态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是谁愿意看什么电影就有什么电影可看，可我们现在除了小鲜肉的观众以外，别的电影类型已经基本死亡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