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拍摄初衷你说是看了韦绍兰和她日本儿子的照片，在这个题材之前有涉猎过纪录片的拍摄吗？
郭柯：完全没有涉猎过相关的题材，也没有想过拍纪录片。我以前是做副导演，打交道的都是商业片、剧情片，怎么会想到拍纪录片呢？关于题材的选择，可以说也是没有料到的。但我一直认为，还有更多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值得我们聆听，被她们顽强的生命力和普通的可爱打动了，想把这种力量带给观众，想记录、保存、铭记。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影片难就难在怎么呈现，怎么平衡？”
从打算开始拍《二十二》的那一刻，郭柯就开始跟时间赛跑了。早在2014年正月，他就收到消息，山西盂县的陈林桃、张改香两位老人默默离世了。数字在日益消减，他告诉自己还在等什么？当天他便召集了团队赶往山西，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拍的话，就再也拍不到了。“每当走一个人，我就有什么都做不到的无力感，看着她们不断离开，能做的只有留下影像，”他再次联系到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苏智良教授，根据苏教授提供的仅有幸存者的资料，整理收集，查阅书籍，规划路线，为最真实地去接近历史。
新京报：要去让老人回忆不愉快的经历很残忍，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郭柯：我有什么理由放弃？其实跟老人整个聊天记录的气氛还挺愉快轻松。难就难在影片怎么呈现，毕竟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接收到的信息还是网络和书籍，怎么平衡认知。唯一遗憾的是，拍摄过程中，有老人一直在离世，成了永远拍不到的人，其余没有了。
从炫技到真实
“在这些老人面前，炫什么技呢？”
《二十二》的开拍时间定于2014年5月，因为考虑到夏天老人活动的时间会比较多、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他三十多人的团队乘飞机、搭火车和汽车，辗转五个省，和22位老人都见了面。整个拍摄过程中，郭柯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拍法是对的，“没有任何功利心和技巧，因为炫技在她们面前不正确，为什么要去剪得好看、剧情化一点，有自信把这种无聊和真实带给观众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尊重，再说我刚开始就没想过要公映，为什么要有压力？”
新京报：《三十二》和《二十二》有很明显的转变，感觉后者没有前者的震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