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包裹着悬疑推理片外壳的文艺电影都难免会遭到中国观众的质疑，那些怀着对悬疑片类型期待去观影的人会因为真相的不明和反类型的叙事节奏而茫然不适，而谙熟是枝裕和作者风格的粉丝也会因为悬疑类型的陌生化形态，而否定这个作品。
影片放映前，是枝裕和曾向观众道歉：“电影比较含糊，也没说清楚真相是什么，抱歉了。”这句表面上看上去是道歉的客套话，其实暗含了导演的本意：本片并不以追求真相为目的，切勿被“悬疑片”的类型外壳所欺骗，而对文本中导演刻意为之的暧昧与模糊视而不见。正如影片中反复提到的“容器”概念——因为容器是空的，所以每个人在里面放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理解。《第三度嫌疑人》便是导演是枝裕和打造的“容器”。
导演的容器——暧昧与留白的力量
这个杂糅了悬疑片、犯罪片、社会派推理片、庭审片等多种类型元素，涉及司法伦理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宗教问题等多元主题，且叙事在留白与闲笔中徘徊的文本，无疑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没有整体性、轮廓不清晰、可以容纳一切却又无所容纳的“容器”。不同的观众透过影片这个容器刻意放入自己的解读，但每一种解码方式都会遭遇文本的缺失与暧昧。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与以求真与逻辑为核心的推理类型文本形成了一种冲突，由此造成了观众观影时的错愕与迷茫。然而，这个错愕的我们，又何尝不像影片中的律师重盛，只看见自己相信的存在。
对于拍摄纪录片出身，奉行“不干涉、不判断、让事情慢慢生长”原则的是枝裕和而言，恐怕上帝之眼所呈现的全景世界并不存在，倒是影片中这个真、假、有、无交融的世界体现了是枝裕和一以贯之的创作思维。当然，是枝裕和并不是要以不确定聚焦的方式重述一个《罗生门》的故事，也不是要通过多重聚焦的方式来还原盲人摸象的寓言。犹如立体主义画作一般，他将不同层面的部分事实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形之象，每一段叙事留白都可以展开一个叙事维度，而这些片段事实的拼凑者——律师重盛，则作为影片的主人公，以自己“容入”三隅这个“容器”的过程，构建了他自己的救赎与审判故事。
主角的容器——重盛对三隅的认同心灵史
笔者认为影片的题目《第三度嫌疑人》翻译得并不准确，港台译名《第三次杀人》或许更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影片的叙事主轴。影片中嫌疑人三隅一共三次“杀”人：青年时期在北海道杀人、杀害咲江父亲及最后一次——最关键的第三次，其实是借重盛的法律辩护之“刃”杀死了自己。确切地说，用“制裁”取代“杀人”更能体现影片对司法伦理的探讨：人是否有决断他人生死的正当权利。三隅第一次被法官制裁，如法官所言，体现的是“社会制造犯罪”的论断。三隅杀害强奸女儿的禽兽父亲，是三隅的制裁/救赎。三隅和重盛一同为了保护咲江，在合乎内心之法的基础上，一同实行了三隅的牺牲与拯救，重盛的制裁和救赎。在三次制裁中，三隅都扮演了“容器”的角色，而以“第三次杀人”作为影片的片名，是因为影片的故事线索是围绕着重盛对三隅这个“容器”的认同而展开的。
作为三隅辩护律师的重盛，在影片中充当了悬疑类型片中“侦探”行动元的叙事功能，只是这位不执著于追求真相的破案者，势必会造成类型叙事的障碍。但是，当我们将重盛对三隅的情感变化线作为影片的叙事主轴后，影片的叙事结构便清晰起来。《第三度嫌疑人》并不靠外部矛盾推动剧情，而是通过人物的内心变化弧线来构建故事。
影片中重盛与三隅一共在狭小的探视空间内对峙了七次。隔着一扇玻璃，导演以精妙的影像场面调度方式，将两个人从隔阂、质疑、对立、同情、认同与合一的过程，呈现为变化的镜像关系。初次会面，信心十足的成功律师重盛只关心辩护战术，此时的他是站在律师的纯技能视角来思考案件。当三隅隔着玻璃感受重盛的手掌，并提出女儿的问题之后，“父女情”成为了重盛与三隅的结合点，律师开始积极探索三隅和咲江的关系，得知咲江被生父性侵的事实后，重盛因为三隅所说的“相信“，而决定帮助三隅完成牺牲与救赎。
如果说影片是导演的容器，那么嫌疑犯三隅就是影片中的容器，役所广司以精髓的表演将一个可以随意变形的“容器”刻画得出神入化。影片中他多次翻供，从一开始盗窃纵火，到被老板娘买凶杀人，直至最后在法庭上否定杀人，对于谎言，三隅都呈现得真诚而笃定，只有帮助咲江杀害禽兽父亲这个最接近事实的真相，却表现出暧昧与不确定。他很少回答重盛的问题，而是反问重盛，引君入“瓮”，让重盛在认同自己的同时，一步步面对自我。最后，三隅被判死刑，重盛自以为“理解“了三隅的本意，镜头中两个人物的面部倒影在玻璃镜中几近重合，而三隅却暗示重盛，这个美好的故事，或许只是重盛相信的事实。伴随着重盛发出”原来只是容器……“的感叹，画面中重叠的两幅面孔，渐渐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