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叶锦添。
赵 毅：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多观众对清宫戏已经形成了审美定式，而我们这部戏是讲民间故事，现实存在很难保证我们的制作目标。我们也希望给予观众更多新鲜的观感。所以在制作、搭景、道具和服装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整体的线下制作费用大概占到55%。我们搭了八九千平的场景，相当于恢复了吴家很大一部分场景，全部是重新设计、重新还原。
丁 黑：第一是基于地域特质，第二是基于吴家留下来的资料，第三是努力实现视觉的突破。我们前后有长达半年的图纸设计，去了吴家原址、秦商博物馆、陕西民俗建筑博物馆考察，甚至还有山西大院、陕西韩城。
拍摄之前，演员也去了陕西采风，沿着泾阳周边走访，主要是调研采访吴家后人和当地老百姓，了解秦商的发展脉络、历史，以及做出的成绩、历史评价等等。孙俪特别想见吴家的后人，想看看陕西当地的民风民俗。演员进入角色的方式不一样，不知道哪些地方就可能带来了冲动和灵感，陕西一行让她很有启发。
赵 毅：这部电视剧的体量也给制作带来很大挑战，我们的摄制组有300多人，特效团队1500多人。单拿特效来说，因为现在整体传播媒介都是高清的电视、定格的手机，导演在开机前要求所有的男演员必须剃光头，即便现在技术再好，戴假发还是不可避免的有青头皮这条线，而我们每集都有80%到90%的男演员镜头，导演要求极高，给特效团队下了死命令，必须一帧帧去擦， 1秒有25帧，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
压力最大的时候，导演说，“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无非是想回归创作的本质。我们做的是一件理所应当且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在今天这个环境下非常难。”
我们的观众太好了，岂不知有些精神产品有毒
人物工作室：你们都提到了“好作品”“回归创作”这样的关键词。大家如何统一到这个认识上的，摄制中的整体氛围是怎样的？
丁 黑：这部戏最初定的调子是：不忘初心，重新出发。整个摄制组不断地被这部戏的要求，未来的愿景所感染。到了后期，这个组在创作上的认真和追求已经形成一种风气，特技组的工作人员都熬成到痴呆的状态，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环节出问题。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导演，你再给我点时间吧。”包括在现场也是，一个一个镜头死抠，演员们也常常是拍完一条还要求再来一条。
赵 毅：不论老戏骨，还是青年演员，大家互相影响、互相激发。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拍一部好剧，演一个好角色，完成一部好作品，这是一种本能。导演营造的这种纯粹的创作氛围非常难得，直到我们拍完，演员还特别怀念《那年花开》的拍摄，怀念这个剧组的氛围。但实际上，拍摄过程中还是很艰苦的。
人物工作室：具体到什么程度呢？大多数人只有机会看到荧幕上的光鲜，却无从了解背后的艰苦。
丁 黑：工作人员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照明部门、制片部门可能更长，问题是一坚持就是7-8个月，而且可能天天都会遇到具体的困难。比如我们在山西拍戏期间阴晴不断，晴天的时候路像铁块一样坚硬，雨天的时候完全是泥汤子，我们的车连着在沟里误了两次。戏庞大，人员设备众多，车最多时有50-60辆，一旦车陷到泥里，全靠人往上推。身体的疲劳还是其次，最关键的是一种信念的熬人。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心还是向善的，向往美好的，创作是想认真的，也是有情怀的，但是经常从一开头就偏了，奔着钱去了。我在接这部戏之前，剧本已经做了两年，我接手以后和编剧、赵总又做了3年。道理很简单，就是要让出块儿利来，周期短、拍得糙多容易啊。对创作的尊重，其实是回归常识。电视剧是精神产品，但没有谁会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所以很多人以为可以粗制滥造，其实当我们的产品粗制滥造时，你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任，也对观众不负责任。只是，我们的观众太好了，不去挑剔这个问题，岂不知这种精神产品有毒，危害更长远。
创作氛围好，角色和戏都会更好
人物工作室：导演主创更多的是为作品的艺术负责，压力和风险大概都在制片人、投资人的肩上。毕竟时间和投资是有限的，投入产出问题让艺术性永远和商业性裹挟在一起。
赵 毅：在一段时间，这个压力肯定存在。有一点我坚信，把真正用心的作品拿到观众面前，无论是年轻的观众，还是传统的观众，都是有认知度和辨别度的。投资一部影视作品肯定有商业性，它的商业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不是把商业性放在创作和制作过程中来考虑，而是要放在结果的角度，过程还要回归到创作本身的规律上，市场肯定会认可的。对于这点有信心，压力就能扛得住。
丁 黑：我们可能改变不了大环境，至少可以营造一个小环境，让每一个人对于创作的热情、认真，对于自己角色的理想、艺术的认同在小环境中得以实现。我们现场有很多这种现象，演员自己拍完戏后看别人的，大家不拍戏的时候也都在聊角色和剧本。你真正不急功近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方得始终。开机前一年，当孙俪看到剧本时就开始进入角色了，像俞灏明在现场从来不拿出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