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在《战歌》上发表抗战诗，他“劝我以后少写净是口号的抗战诗，说那样的诗即使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给我报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我做读书笔记。”

杨苡果然进了联大的外文系。（想一想她若真的进了中文系，也许呼啸山庄还叫咆哮山庄呢。）

外文系要求每周交一篇英语作文，负责批改的是廖福。大一的国文课，也要写作文，管作文的是余冠英，鼓励她说日后是可以写作的。她至今还记得陈嘉的莎士毕业，谢文通的英国小说，印象深的是陈福田的西方小说课，指定学生去读，并写读书心得。

这样愉快的读书时光定格在大二，那年暑假，杨苡怀孕了，只得匆匆奉子成婚。

沈从文来探望时特意叮嘱，“不准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

事实上，中断学业匆匆结婚，手忙脚乱地成为妻子和母亲，照料家事，照顾孩子，这些都让杨苡陷入了低谷。后来，她带着女儿回重庆，杨母受到女儿因文凭受到歧视的刺激，下定决心，全力照顾外孙女，让她继续学业。杨苡在中央大学借读，读完大三、大四。这段经历最可贵的不是最终得到了学位，而是让她从压抑的情绪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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