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羞耻症”指的是个体在面对自己努力时感到羞愧或不安，害怕他人看到自己努力的一种心态。这种现象在学生中较为普遍，但也存在于许多职场人士中，甚至有人在爱好和特长上也倾向于营造一种毫不费力就成功的人设。这似乎是为了迎合“反内卷”和“松弛感”的社会心理偏向，同时也能塑造自己的独特性。这类群体在看到“努力羞耻症”这样的词汇后，往往会进行自我对照，寻找同类和情感共鸣。

近年来，各类有趣的症候名频繁出现在社交平台。例如，“冒名顶替综合征”指即使有外部证据证明个人能力，他们仍长期怀疑自己的成就，担心被揭露为“骗子”；“浮鸭综合征”形容那些表面轻松自如、实则内心承受巨大压力的人；“社交恐惧症”即“社恐”，在社交场合或与人打交道时出现明显而持久的害怕和焦虑；“成人ADHD”则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行为。

这些症候名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更多是出于为某种情绪提供合理化解释的心态。使用者很少表现出精神类疾病患者的病耻感，反而将症候视为一种标签，在社交媒体上找寻同类。贴标签并非新鲜事，但症候类标签不同于其他概括式形容词，它们具有病理化特点，即将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归因于具体疾病。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年轻人如何将症候从病理化转向流行化甚至娱乐化，以及他们为何采用这种方式解释自我。

聪明和天赋比勤恳更有用的观点源于生活经验。尽管我们从小被告知“天道酬勤”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在成长过程中，聪明的人往往比勤奋的人受到更多的羡慕。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意识到努力未必能带来理想的结果，因此不愿让他人看到自己的努力，以保护自己免受失败后的尴尬。此外，努力容易被打上“卷”的标签，许多人对无法融入大环境感到恐惧。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我们在意他人的眼光与评价。放弃努力并不能带我们逃离“内卷”困境，也无法实现期冀的目标。因此，有“努力羞耻症”的人往往同时有着“浮鸭综合征”，以看似毫不费力实则极为拼命的姿态维持现状。这种拼命背后是对“优绩主义”的追求，习惯了这种思维的人们通过努力在竞争中获胜来赢得成功，但这导致了无止境的竞争和阶层焦虑。

尽管松弛感在社交平台上盛行，但从现实来看，更多人依然处于焦虑中。这种焦虑更像是某种社会性症候，流行症候成为社会症候的一部分。年轻人通过使用症候作为表意符号，赋予自我感知以意义。网络信息传播加速了大众的符号生产和传播，这些符号既是大众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也会重塑大众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经过社交媒介的传播，这些符号能够营造出具有独特风格和意蕴的亚文化空间。

年轻人在互联网使用这些符号时，已经完成符号的意义生产、交换并共享的过程。这些症候与此前的社会所指有了区分，并被重新编码赋予新内涵。流行症候的使用背后有着青年人利用自我污名化的方式转移和消解焦虑的需求。表面上，自我污名化是在用负面标签进行自我降格，但实际上因标签的消极意义已经被稀释，主动选择后实现的是一种自我安慰和情感归依。

一些精神类疾病患者往往有极强的病耻感，但主动贴上疾病标签的人群能更坦然甚至乐于以“病友”自称。表达症状变为了抒发情绪、寻找同类的方法。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习惯在社交平台完成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而大众媒介加剧了个体身份的碎片化和标签化。在网络寻找同类更像是寻找持有某一特定标签的群体，进而共同打造一个只属于这一群体的社群，年轻人便能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我身份确认。

当代社会被认为是原子化时代，个体的孤独似乎成为必然。年轻人尝试通过社交媒介缓解现实社交难以解决的孤独感，但身体交往的缺失和心照不宣的“社交礼仪”弱化了交往中的情感属性，最终带来社交异化。通过社群找寻同类或许是一些人对抗社交异化的方式。持有相似标签、在共同社群的“网友”更容易看到“社交礼仪”之下的情绪流动，触碰在线“自我背后的”真实自我，从而对抗线上社交带来的“群体性孤独”。

这种社交模式背后是一种渴求被看见、被理解的心理需求。社交媒介提供了更多自我披露的机会，但披露只是一种展演，无法真正意义上的“被看见”。对许多人来说，被看见意味着关注到展演背后真实而具体的个体，看见其完整的喜怒哀乐，并理解所有允许或不被允许的情绪与情感。特别是当所有人都按照一定的风气和标准学习、生活、工作时，个体内心有悖于这一标准的部分就会极其渴望被允许并被理解。

喜欢用各类症候、名词给自己贴标签的年轻人，看似是在明确一种与他人的共性，实际上更希望被看到的是共性背后的个性。他们将真实的自我掩藏于容易让人共情的标签之下，等待有人能撕开这层标签，看见他们内在的焦虑、不安与抵抗。这些羞耻症、综合征、障碍之下，其实只是一个个担心自己无法满足他人要求、无法迎合社会标准的焦虑又脆弱的个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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