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幕后:编剧“半夜鸡叫”改大纲,侯勇焦俊艳一天神速完成角色切换

问:拍摄《砺剑》《一日三餐》《西乡明月》,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

答:这三个单元是我的团队拍的,我也参与其中。《砺剑》写军队军改。我们团队正好拍过《能文能武李延年》,军委很重视,但是它跟《李延年》不一样,因为它写的是现代军人。编剧刘戈建也是《李延年》的编剧,他下了生活就意识到,今天的军队跟当初李延年的部队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们的军队依然需要英雄主义精神和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但是它更需要我们有强大的、更好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文化,这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要摸索的。

编剧刘戈建去年底接受这个任务时恰逢要做手术,写作时间非常紧张。为此,他为了保证我们的时间,特别推迟了自己的手术,这也给其他单元攻坚克难的编剧做出了表率。拍摄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疫情。我们拍摄的两个地点,保定和包头都遇到了疫情,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要求《砺剑》一定要如期开机,如期完成。因为它是11个单元的第一炮,必须要把它打响。制作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尤其在包头,拍的是坦克、靶场、沙漠等,自然环境很恶劣,尤其要拍军人的摸爬滚打,有别于一般的戏,它的创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一日三餐》是写八项规定,这也是我们最早确定的。2012年,十八大后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就是对党员干部的八项规定。怎么写它,我们也花了很多精力。最初我们认为八项规定是规定给党员干部的,所以就从党员干部的角度入手。编剧郝岩一开始写了一个《回乡记》,就是通过一个领导干部回乡感受八项规定实施后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不是太切入主题了,八项规定规定了党员干部它就写了党员干部。改来改去,郝岩已经改了五稿,已经躺平了。

那天我到半夜都睡不着,两点钟打电话把他叫起来,我们从《茶馆》开始聊创作,谈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是规定党员干部,但其实我们想写的它对老百姓带来什么影响,视点能不能换一下?比如说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八项规定约束了党员干部后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发生的变化,那晚一直谈到六点钟,编剧开始兴奋了。我说你推翻重来,现在开始写,写到中午十二点,出一个新的故事大纲,供下午开会讨论。他们开玩笑说我是“半夜鸡叫”,等于一切重头开始,从《回乡记》变成了《一日三餐》。讨论会上,大家都觉得这个点很好,通过了。那天是大年二十九,我接着跟郝岩老师说,我希望你下生活,大年三十你过个年,大年初一你去,因为时间不等人。所以他大年初一就离家千里去广东调研下生活了,这才产生了《一日三餐》。

《西乡明月》也做了很多探索,因为法治建设太宏大了,它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写。到底写什么,后来在政法委的指导下,我们决定从“扫黑除黑”的角度来讲这个单元。这十年来,法治建设最重要的特点是公平正义。通过法治改革、法治建设,让我们看到了公平正义回到了人民中间。从这个意义说,扫黑除恶是跟大多数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扫黑除恶的故事,而且切入点非常小,就是通过一个派出所民警和一个村霸的正邪交锋来反映扫黑除恶,通过扫黑除恶来展现了这十年来法治建设改革的变化。

台风暴雨,高温酷暑,《我们这十年》拍摄中遇到了很多自然环境带来的变化。包括《唐宫夜宴》最后那场“大雪”也是在郑州40度高温下拍的。从广州到郑州、从杭州到新疆、从江南水乡到西北大漠,它涉及的地域很多、很广。我们过去拍一个戏,会遇到某种自然环境。但是因为11个单元在全国各地拍,我们该遇到的都遇到了,这是比较难的。同时,我们过去拍再大、再难的戏,包括我拍《麓山之歌》《百炼成钢》,都是一个团队班底拍,按照一个进度走,但是《我们这十年》不一样,你今天解决了所有问题,到了明天,新的单元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这好比盖一栋楼,无论地基打多深,这个楼盖多高,无论什么样的建筑条件,我们都会按照一个规律往下走,现在却是同时盖11栋风格不同的楼,而且进度不一样。作为艺术总监,要在不同节点同时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我们有一个包括总制片人、总策划、总编审、艺术总监在内的核心微信群。从成立到现在,这个群24小时都有人在说话,每天都在不断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创作过程是很难忘的,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问:这次和郭晓东、侯勇、王雷、焦俊艳、杨烁等演员合作拍摄《我们这十年》,感受如何?他们令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