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来看，和严良、普普的友谊对于朱朝阳本应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他们三人都是彼此唯一的朋友，目睹犯罪和意外这样重要的共同经历又把他们紧紧绑在了一起，使三个人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小群体在一艘小白船中越漂越远，也就失去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参照和支持，在自己的逻辑中走向失控和“变坏”。在剧情发展过程中，几次面临重要抉择，如果朱朝阳有其他朋友可以商量，或者有其他人可以为他提供心理支持，他的选择都会大相径庭。

周春红不赞成孩子在学校和其他孩子来往的原因是担心儿子学坏。她的担心是有依据的——与问题行为较多的同伴交往，确实会加大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甚至导向犯罪。大多数青少年犯在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上的人格特征是：高乐群性低独立性、高兴奋性和高敢为性，这意味着他们很需要同伴、容易从众、行为冲动，不幸做了犯罪行为中的从犯。

但是，与周春红想法不同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不让孩子交朋友，而是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培养孩子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不是过于寻求他人的认可。而这一切，正是朱朝阳在成长过程中所缺少的。

用发展的方式“变好”，或者用倒退的方式“变坏”

但是，朱朝阳的“变坏”仅仅在于不健全的家庭、缺乏同伴友谊等外在原因吗？

虽然有种种外界因素的干扰，但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朱朝阳自己。只不过这个决定，对于十多岁的他来说，太困难了而已。

“面对一般选择，多数人总是趋‘善’避‘恶’，但像这样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是不存在的”，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指出了这个困境，“只存在特殊的行动，其中一些行动是行善的手段，另外一些行动则是作恶的工具，我们在选择问题上的道德冲突发生在我们做具体决定的时候，而不是发生在选择一般的善和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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