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民内部也有不同的身份等级。官、私奴婢的地位在贱民中最低，唐律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可以随意赠送、买卖。比奴婢地位稍高的依次是部曲、工乐户、官户。部曲不准买卖，官户可以受田。贱民中杂户和太常音声人地位最高，他们有户籍，“受田、进丁（服役）、老免与百姓同”。贱民不能与平民通婚，唐律还规定了贱民内部也不能随意通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除了太常音声人和部曲可与良人有条件通婚外，其他各类贱民只能与身份相同的贱民结婚，如杂户配杂户、官户配官户、奴婢配奴婢，所生子女世袭为奴，正如《梦华录》中宋引章所说，“凡贱籍者，世代相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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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贱制度消亡

宋代贱民地位提高，脱籍难于登天

唐宋之交，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土地所有制变化，也改变了人身依附关系。

到宋代，雇佣关系成为社会主流，原来属于贱民的部曲、官户、杂户等基本消失，像赵盼儿那类因罪没入官府为官奴婢的事例已经很少，籍没罪犯为奴婢的制度在宋代逐渐被完全停止。在宋仁宗时期，雇佣奴婢被合法化，称“人力”“女使”，成为奴婢阶层的主体，他们的身份已属于法律上的良人。虽然奴婢和奴婢制度在古代社会始终存在，但法律意义上，系统性的良贱制度在宋代已经消亡。至于良贱制度的具体消亡时间是在北宋还是南宋，史学界还存在争议。

总体来讲，相较于前面的唐代和后面的明代，贱民在宋代的地位是相对较高的。宋代占主体的雇佣奴婢，法律身份上属于良人，他们以契约形式与雇主结成“主仆名分”，地位相当于唐代的部曲甚至更高一些，比唐代的奴婢更是高两等。宋代的雇佣奴婢已不再是“畜产”或“物”，而是具有一定人格权利的“人”，他们的人身权利受到重视，奴婢可以和奴婢之外的人通婚，主人不能随意对奴婢动用私刑，主人杀死奴婢，以常人法死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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