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我们需要怎么做？
崔健：你一定要将你认为理性的想法付诸行动，这样才能证明你的价值有效。后来我发现我能做什么，拍电影，多跟年轻人分享。年轻人要是因为肉不够鲜，那我没办法，但是我的精神鲜活。敢于面对灯光和阳光，用你的方法去行动。你是一个新闻记者，你是一个摄影师，你是一个酒吧老板，你就能够改变，你就带着改变一个人就能改变一个世界的想法，你会非常充实。你会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得非常精致，这个世界就有希望。
当大部分人寻求稳定、但他没有任何理念作为精神上的支撑的时候，我觉得文艺会出问题，文化会出问题。如果你不开放文化，不让年轻人真正地解放思想，这个国家的危机一旦出现，就是不可医治的。
一个叫魅力颁奖盛典的商业晚会，请过崔健。
晚会的压轴表演上，台下一群大连的所谓精英人士们，反应冷淡。
崔健说，大家站起来吧。没有一个人响应。
崔健笑了下，撸了下袖子，继续唱歌，接下来才是重点：
崔健非常认真地唱着每一个小节，毫不打折地表演完了全部曲目。
——知乎作者babayage
澎湃新闻：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是“一无所有三十年”。你1986年唱的《一无所有》被讨论得最多，很多人对它倾注了太多时代感和个人阐释、个人情感的表达。在讨论《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否有过度阐释？
崔健：我喜欢别人的过度阐释。甚至有时有人说这歌是你写的啊？我说对啊。我特别喜欢跟一眼没认出我的人聊天，他们不会只看到我的光环而没看到内在人格，这样才有平等交流的价值。你带着光环和别人交流，总有一种作秀的感觉。
《一无所有》专辑封面
《一无所有》的存在，它的光环越大，就越是侵害我个人的轮廓。因为《一无所有》，别人就不在乎我的《红旗下的蛋》，不在乎我的其他作品。他就觉得你是《一无所有》那人，根本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写词的人，不会去问你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这样唱歌。
有人让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必须让我唱歌，我不唱歌的话他们就轰我走，说你来干什么？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当然，有时出于对音乐的热爱，我也会逢场作戏唱一两首。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坚持自己的本能，坚决不唱。
我是个人，我不能什么都去参加。虽然我很享受这个气氛，但我发现，这些人关注我的人而非作品。后来我发现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我既然被关注，而且还不想退出火线，我就应该继续承受。
所以有时候我也只能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想当我自己，不想当一个灯光下的人，如果把你得罪了那就得罪了，如果没得罪，谢谢你的宽容，送你电影票，如果有机会我有演出的时候再请你。
澎湃新闻：回到《一无所有》，这首歌被推崇和崔健被推崇，是否恰好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上？
崔健：我听很多人那样说过，后来我在关注很多历史现象时推翻了这个说法。人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也一样，历史也有情感。当历史的节点碰上了它喜欢的人，一个时代就会出现；碰上了一个邪恶的人，邪恶就出现了。就像二战如果没有希特勒，可能就打不起来；如果列宁不跟自己的议会翻脸，社会主义也许就不会成功。
澎湃新闻：无论鲍勃·迪伦的反战歌曲、约翰·列侬的《想象》，还是朋客音乐的街头暴动，摇滚鼓励着一代代青年去对抗主流价值、思考社会矛盾，甚至起身参与社会运动。所以摇滚是否天生具有反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