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诗篇》的作者是印度裔英国人萨尔曼·拉什迪(1947—)。在英国出版后，因包含了诸多对先知穆罕默德、对伊斯兰教不敬的言论、场景和情节，引起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强烈抗议，进一步导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对作者发出悬赏追杀令，这反过来又使西方人觉得自己的言论自由理念受到了另一个文明或价值体系的冒犯，从而使本来就处于紧张状态的西方与伊斯兰文明间关系变得更紧张了。在这场全球性争论中，一些西方人以“进步”自居，或从一种世俗的或“先进”的立场出发，用相对主义尺度来论证：《撒旦诗篇》虽包含了一些不太恰当的言论，却并非一定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他们认为，那些自以为遭受了伤害的穆斯林既然身处现代社会，便应启蒙、启蒙、再启蒙，或者说，应当学会“宽容”，即学会忍受那种被伤害的感觉，直至根本不觉得《撒旦诗篇》一类的作品构成了对自己宗教感情的侮辱。他们认为，自古至今，不同时代在不同情况下都有判定亵渎的不同标准，究竟什么是亵渎，并非存在着一个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标准。[1]

可是即便已高度世俗化、“现代化”，西方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社会情景，来抽象地判定什么是或者不是亵渎。甚至直到目前，英国人还有保护自己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使之免遭侵犯的法律。那么他们为什么对穆斯林在信仰遭辱后所采取的行动反应如此激烈？难道他们竟然不知道英国穆斯林对霍梅尼的追杀令并非负有责任？为何英国人不反躬自问，一方面他们以“进步”、“开明”、“宽容”相标榜，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遭到冒犯后，他们的反应却与英国穆斯林对《撒旦诗篇》的反应如出一辙？事实上，直至1970和1980年代，英国基督教徒在维护基督教的神圣性方面也仍是立场坚定，毫不含糊，一点不亚于受《撒旦诗篇》侵犯后的穆斯林；甚至他们所用的判定亵渎的标准与传统穆斯林相比较，也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那么，英国人为什么使用双重标准？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拉什迪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如果没有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背景，一部文学作品决不可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一场如此激烈、参与人数如此之多、涉及面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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