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人“萨尔曼”本来当以死刑论处，但他侥幸地逃脱了死刑。现实中那个同样被判处死刑的萨尔曼本人命运如何，却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拉什迪事件”。事实上，萨尔曼·拉什迪通过其小说所作自我预言的应验过程直至目前也仍未结束，最终结局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1998年，伊朗方面为了缓和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撤消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这对拉什迪自然是好消息。他由完全隐居转入半隐居状态，开始会会朋友，在保镖的簇拥下也偶尔在公共场合短暂地露露面，[25]可是这并非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个人或组织已完全饶恕了他。这一性质异常复杂的“事件”在国际政治关系史、文明间关系史、思想史、文学史乃至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史上究竟有什么含义，更需要一番思量，而描述、分析拉什迪事件又很难绕过一组常用的二分概念，或诸如伊斯兰-西方、“左”-“右”、殖民-后殖民、进步-落后，甚或宽容-不宽容（在西方，“不宽容”有一种针对穆斯林的更具扣帽子性质的表述，即“原教旨主义”、“中世纪主义”）这样一组二元视角。当然还可以采用一种综合性视角。也许这正是解读一个由文学文本引发的重大事件的最有效方法。

拉什迪事件的复杂性从一开始，便已隐含在拉什迪其人复杂的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他出生于孟买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家庭，十几岁时被送到著名的拉格比公学读书，后来又上了剑桥大学，但伊斯兰教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可能不在他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烙印。这从《撒旦诗篇》问世前他发表的其他小说、文章和访谈录中是不难看出的。由于这种特殊背景----一个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的印度人，少年时代又移居英国，后来更入了英国藉。这样的个人经历不可能不包含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文化错位。因而，在成为“拉什迪事件”以前，拉什迪便已参与到英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之中。[26]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迁移、文化越界和文化杂交非常着迷。他的政治立场也明显左倾，甚至宣称其政治观点“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27]在成为全球争论焦点后，右冀保守主义分子对他遭受的死亡威胁幸灾乐祸，而左翼人士或社会民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一改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贯常形象，纷纷跳将出来，谴责布拉福德市、全英国、乃至全世界的穆斯林。传统的左右分野一夜间消失了，骤然变为一场讨伐“中世纪主义”的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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