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尽快调整退休年龄的通知，为应对养老金压力，美国、加拿大等几个国家正在走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他认为，这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最好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是利用资本红利，可以填补已经消失的人口红利。此外，郑秉文强调，要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激活，首先得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股市不好，就难以唤醒大家的积极性。

1、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制度，现在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现在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种制度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4.9%，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8.86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2.4%。除了目前议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社保养老体系，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延迟退休条件的成熟是否已经成熟？

郑秉文：现收现付的意思是国家收上来的费用，马上就支出去了，这是第一支柱里最流行的模式，现在主流国家、发达国家都是采取现收现付制度。中国采取的是部分积累制，有个人账户，但实际个人账户是空账。所以，总体来看，融资模式还是现收现付。这个制度本质上与发达国家的现收现付模式差不多，对所有国家形成的威胁也都一样。老龄化导致缴费人数越来越少，而领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多，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高，退休人员寿命预期越来越长。而那些经济水平不太高的国家，例如非洲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劳动力依然年轻，也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越是发达国家越不生孩子、越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规律。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这种挑战比发达国家还要严峻，因为我们是“未富先老”。刚才说的一些应对举措，发达国家普遍在使用，比如降低替代率，提高缴费率，提高或者延长退休年龄，有的国家都已经是67岁退休，还是不行，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行不行。目前中国退休年龄是最年轻的，男女平均退休年龄是55岁，比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早12年。本来中国最应该先调整这个参数，可调整起来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可操作空间能有多大？在就业压力大、经济下滑压力大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可操作空间事实上是越来越小。另外一个约束是延迟退休受一定的生理极限限制，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为什么要讨论？因为也面临着生理极限问题，现在最高的退休年龄是67岁，还没有哪个国家是70岁退休。这个退休的生理极限对中国55岁的退休年龄来讲，差距还是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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