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式对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建立的资产型制度替代负债型制度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个外部条件就是生物回报率越来越低了，生物收益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和，这个条件越来越具备了。以前出生率高，现在出生率低了，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低了，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更低了，就使生物收益率越来越低。生物收益率降低后，就是建立资产型制度的好时机，资产的回报率、潜在回报率与生物收益率就会非常接近，一致起来，甚至高于生物回报率的时候，建立资产型的制度就优于以前的负债型制度，发挥资本红利的优势，就要比以前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更明显。过去不具备发挥资本红利的条件，因为工资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也一直很高，这时如果想建成资产型的制度，回报率受约束，如果不能达到甚至超越生物收益率，这个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投资者没有积极性，即使建立起来了，最终也会退回去，或形同虚设。现在，中国的时机逐渐到来。第二，决策层抓住了最好的历史性机遇，在2019年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提出了五大措施。第一大措施就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这主要是指金融形态的财富，而不是楼房或吃穿用等其他物理形态的财富，因为物理性财富的没法长期储存，更不能进行代际间的储存转换。所以，中央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夯实社会财富储备，这种政策上的支持、导向，也是一种红利，可以转换成刚才说的制度红利，就是从人口红利型制度向资本红利型制度转变，从负债型制度向资产型制度转变。这几个转变在2019年出台的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南，并且还设定了量化的目标：2022年完成制度搭建，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