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到麻雀，到驴，到镰刀，麦子是一个隐忍的形象，也是无力挣扎的形象。谁是这场刮过宿命的风，谁是这飞来横祸的麻雀，谁是这残忍的收割者，影片以春种秋收的轮回影像，以及西北高原难得的暴雨敲打，为富不仁者吸血式的压榨，以残忍的写实表现出来。而有铁，仍有着铁一样的沉默，而贵英微弱的抗议，只如轻轻掠过麦穗的风，自动被所有人无视了。

政治对乡村命运的指涉，或隐或现。政治对个体命运的左右，从来无力抗拒。村委宣称，为了乡村美观，要铲掉那些久不居住的房子，政府会给予15000块钱的损失弥补。在这一政策之下，我们看到了有铁与贵英两次变赶出借居的家门。这固然是剧中小人物的的一次搬迁，背后也完成了政权对宅基地的回收，就这样悄悄完成了所有权的变更。农民唯一永久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被变相征收了。这是西北的写实，然而，也未必不是其他地方的写实。

电影游离于政治，但却也不乏对刻板政治教条的轻声询问。数度被赶出来的有铁夫妇，正是政治的巨手在背后左右，也是政治对乡村伦理的一次次的改变。政治以为了乡村美观的美学追求，轻轻完成了对美与历史的颠覆。

显然，北方历史久远的寺庙，南方延续几百年的祠堂，在这一政治美学之下，是无法存活的。

这是一个时代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也是电影的张力所在。

在底层的生存与人文美观方面，政治的选择无疑是清晰的。15000元一户的价格，甚至可以让远在东莞、深圳打工的人匆匆赶回家，把祖宅推倒。导演不动声色的观察了政治，也以底层的艰难，为政治决策写下不同的声音。

这个时代有多艰难，难在宏大叙事下，掩盖了最真实的也最微弱的呜咽，难在这众多失语的群体，不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中，不在主场的社交场上。如果说，我们的话语体系，是精英的话语体系，以及市民话语体系，还有久久缺席的乡村话语体系，而在微弱的乡村话语场下，无声的就是有铁与贵英式人物。这个庞大而失语群体中，只是作为人的生物特征而存在，能证明其政治身分的，可能也就是户口本了，他们或是乡村大龄青年，或是孤，或是独，或是寡，或是残。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