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杀令不仅在英国人当中暂时消除了左中右的分野，使他们表现出一种可笑的同仇敌忾，而且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普遍感到，它们奉为神圣的自由理念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文明或价值体系的根本威胁，尽管事实上即便在高度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也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很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高调。总之，西方各国在其所感受到的共同威胁面前，结成了意识形态统一战线，纷纷谴责伊朗或其他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美国的评论家们谈到（霍梅尼的追杀令）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威胁，而西方人则经常把阿亚图拉霍梅尼描述为以圣战来反对宽容和言论自由这些西方价值观”。这就使得本来仅局限于英国一国的事态，很快演变为一场十足的文明的论战，一场文明的冲突，演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大事件，即拉什迪事件。

最后应当指出，先发现代性虽然给西方人带来了一定优势，使他们更为“进步”，但从宏观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西方人并非总是比穆斯林更开明、更“先进”。总的说来，历史上伊斯兰教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政策比基督教西方开明得多、人道得多（尽管在近代以来在西方入侵、社会文化生态失调、必须尽快富国强兵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已难以表现出从前那种从容）。故而，西方媒体在拉什迪事件上指责穆斯林搞“中世纪主义”，即便不是恶意攻击，至少也有点历史健忘症。不应忘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中，西方人于1099年7月攻破耶路撒冷后，杀害了7万穆斯林，把这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城洗劫一空。恰成对照的是，公元638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后，基督教教堂和居民安然无恙，基督教徒仍然能够光顾圣殿、朝拜圣物。西方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即现西班牙和葡萄牙）后，要么将当地的穆斯林杀害，要么将他们驱逐出境；对待犹太教徒，除了将他们驱逐出境，还用强迫改宗一类手段加以迫害。恰成对照的是，“在欧洲宗教裁判所的权力甚嚣尘上之时，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设立宗教裁判所。毋庸置疑，那时（15、16世纪）的土耳其一般来说比许多欧洲国家都宽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邀请希腊人重返家园……而在同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却在迫害摩尔人和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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