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什迪事件上,素来以提倡公平精神相标榜的英国人为何如此失态?一个巴掌拍不响。某些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伊朗的反应方式显然也负有责任,甚至重要的责任。游行示威、请愿或以这种那种方式要求禁止《撒旦诗篇》的出版发行,均未超出合法、合理、合情的界限,甚至像布拉福德市穆斯林那样公开焚烧《撒旦诗篇》,也至多只能算有一点过激,不能算不合法。可是,采取一种所谓“极端的文学批评形式”,[38]亦即由一个主权国家的宗教领袖对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发出追杀令,从现代法律、社会和政治理念的角度看,均属于反应过度。伊朗方面或许可以用更加温和一点的方式来回应拉什迪对伊斯兰教的侮辱,譬如依照伊斯兰教法律对他进行审判,并给他一次忏悔的机会¾著名的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的神学家们就认为,这是处置拉什迪的最恰当的方式。[39]无论如何,如果当时伊朗的主流舆论是冷静的、相对温和的,就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即对拉什迪进行象征性的缺席审判,并按照伊斯兰法律对他判刑,但考虑到他是英国公民,也考虑到西方法律与伊斯兰法律有较大距离,故酌量减刑。
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霍梅尼终究颁布了追杀令。1980年代的伊朗,宗教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与国家权威合而为一、不可分割,这使得对拉什迪论战温和一点的反应几乎没有可能。相比之下,在目前伊朗,在不可阻挡的世俗化潮流的推进下,宗教与国家权威已经有了程度可观的分离,更由于存在着与西方改善关系以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诉求,且这种诉求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因而不难想象,如果现在的伊朗必须对《撒旦诗篇》做出反应,它一定会温和得多。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追杀令,伊斯兰方面明显地处于原告地位,而追捕杀令一旦发布,即便这至多只代表宗教极端主义立场,不仅伊朗变为被告,全世界穆斯林也多少变为被告,或者说,陷入一种原告与被告角色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此外,在图书销售已高度商业化、炒作化的当代条件下,追杀令也不啻在全世界为《撒旦诗篇》作了一则绝妙的免费广告,使其销量剧增。这种促销效果是通常情况下的巨额广告费所决不能比拟的。在此意义上,追杀令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造成的危害之大,不亚于《撒旦诗篇》本身对伊斯兰教的亵渎。
拉什迪生于印度孟买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家庭。自幼接受英国式教育,在剑桥大学主修历史,毕业后从戏剧和广告工作转向专门的文学创作,成为英国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伏天是指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个连续时段。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始日,第四个庚日为中伏始日,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始日,每伏10天,但有些年份中伏为20天。
冷冻人意思是把人活体冷冻起来,有的人身患疾病,以现在的医学技术无法治愈,所以把自己通过冷冻技术来冷冻起来,将新陈代谢降至极低的程度,以期将来有一天医学技术发达能够治愈的时候被苏醒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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