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性别主义（sexism）就是为这些规范和期待提供辩护的机制，目的就是要合理化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随便翻找资料，看看身边的言论，我们会发现，性别主义者最常援引的正是将性别角色、性别差异自然化的论证。男人天生打拼、女人天生更适合在家照顾育儿照顾家庭；男人天生更理性、女人更天生更感情用事……性别主义的功能正是为了提供性别秩序以辩护。

这样，性别主义就提供了许多关于男人女人所“应当”承担的角色的规范，然后，由厌女执行这些规范。

▲《时代》杂志将打破沉默、讲述被性骚扰经历的女性作为2017年“年度人物”。

厌女通常会区分好女人和坏女人。厌女不是惩罚所有女人，而往往只惩罚那些逾越规矩的坏女人：那些没有给予男人足够注意力的女人，那些没有提供足够情感支持的女人，那些抢了本属于男人的学位、工作的女人，那些独立于男人追求性自主的女人，那些不感情用事的理性女人，那些没有回归家庭的女人……无怪乎，所谓“非自愿处男”怪责的都是女人没有看到他，女人本应该给予男人足够的注目。

厌女也不再必须将女性物化。这是曼尼的书中颇为有洞见的部分。我们常常直觉理解，只有将女性物化，才会出现各种针对女性的恶行。但实际上，物化对于恶行而言，并非必要，也不充分，尽管每每宣传口号上是各种物化的言论。社会化的认知常常通过更复杂的概念来区分人，将对方看做低于人的物品。我们憎恨、厌恶的往往是那些“敌人”，“叛徒”……而不是物品。因为对方是敌人，所以才对其充满敌意。

厌女也是一样，好比美国的狗哨政治，我们听到“女强人”“女博士”同样产生各种排斥、嘲笑、厌恶的敌意。厌女的执行，并不需要预设了对女性的物化。反而，正因为女性“过分”的独立自主自由，使得厌女者更厌恶女性——这些“坏女人”不再遵守社会规范的要求。周国平们可能从来没有物化过女人，但是他们视这些女人为“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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