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面对的敌意相当多样，只要作用是打压女性，让女性“回到本来属于她们的位置上”。厌女不再只是憎恨、厌恶，还可以包括鄙视、贬低、嘲弄、侮辱、中伤、妖魔化（“最毒妇人心”）、性化（“婊子”）、消音（“女人懂什么”），还有怪责、居高临下指导、暴力等等行为。这些都是为了压低女性，让她们顺从的恶意。

厌女会涉及各种不同的心理反应，但我们不需要将这些心理反应看做厌女的解释，而是厌女的内容。作为社会实践，厌女行为自然涉及各种敌意，这些敌意尽管看起来是个人关系，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在形上学上，厌女是一种社会环境，而非单纯个人关系。

厌女并不依赖于个体的厌女者。反过来，厌女者应该被理解为厌女社会中作出厌女行为的个体。厌女不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系统性的政治现象。

将厌女理解为社会属性，可以避免朴素厌女观在知识论上遇到的问题。首先，厌女现象在知识论上不再深不可测了。它不依赖于个体厌女者的心理反应，我们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方法得出关于厌女的判断，比如通过实证比较，先固定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因素，比较相似条件下一个女性和男性参照者所面对的环境，看看女性所受到的敌意，假如男性并不需要面对同样的敌意，这就可以证明厌女现象的存在。这些判断都是可证伪的判断。

另外，这也避免了认知不正义。不再使用伤害者主体的标准，女性可以更合理地提出对厌女行为的诠释，可以被合理地接受。在判断对方是否造成伤害的问题上，女性不再被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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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主义与厌女，厌女是如何执行的？

在此种理解下，厌女更像是一种规范规则的执行机制。厌女在形上学上依赖于这些规范的存在，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对女性位置的规范，厌女也不会存在。可以说，厌女就是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地位、位置、角色的规范和期待的检查和执行机制，通过各种方式使得女性只可以根据这些规范和期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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