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伦理的认识问题上出现分裂,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最深刻的官能症。
许多韩国女性抱怨,在谈论性别议题时自己的男朋友似乎还活在中世纪。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韩国作为现代化的承受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吞下了许多名词: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快速地出现在韩国人的笔头上,并成为金科玉律,人们大体不会认为这些原理是错的。
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一颗优良的螺丝,背后必然是发达的冶金、铸造能力的支持;这些看起来炫目的伦理,本身也有着生长与成立的环境。
伦理不是在脑子里规定出来的,实践伦理需要的是社会惯习的支持,最复杂的社会规范也往往来自于最普通的生活当中。
人们在一个小动作、一个小眼神中就能完成对事物对错的判断,深入人心的伦理本来就是在洒扫应对、请客吃饭中才能看得见的。
一旦伦理抽离出社会,降临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却得不到有效转化,那么伦理很快就会转化为教条,而教条就意味着争吵与无效。
对于韩国而言,不同的现代价值,在各个领域的转化速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韩国会看到一个高度现代的商业市场、政法系统,不那么现代的人际交往、管理模式,以及非常传统的家庭关系。
不同的社会领域存在着不同的惯习,而不同的惯习就会导出不同的伦理判断。
对于每一个现代韩国人而言,他们身上会同时打上许多个时代的烙印,他们身上会同时成立着数种彼此冲突的价值观。
就比如说平等这个价值观,在政法领域行得通,几乎已经是天经地义,不然朴槿惠与崔顺实不会引起全国性的愤慨,人们对于政治性特权的容忍度非常低。
文在寅政权的法务部长曹国,人们都知道这个人有能力、可以改革司法系统,但是高官身份连带的教育特权是韩国人政治伦理的红线,所以也一定要把他拉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