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到了本身就缺乏社群伦理的互联网环境，处女地般的狂欢开拓不会带来新的价值，只能把旧有的症结放大与激化：他们兴高采烈地作恶与发泄，并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错。

现代国家要维持成立，这种童话就常常显得必要，人们倾向于忽视或不承认这种分裂性时间与惯习的存在。

奥威尔小说里的术语“犯罪停止”，本来是说大洋国如何抹杀异端思想，其实在现代韩国也是成立的。

不管是韩国的男性还是女性，系统性反思这个国家现代化带来的伤痛都是需要代价的——反思可能导向思维革命，也可能导向退化保守。

毕竟，将旧的伦理视作珍宝而要全盘封建的人，与将新的伦理视作圣经而要全盘西化的人，在韩国都大有人在。

所以至少在目前为止，韩国的男性与女性们就只能互相指责。

男性沉溺在荒唐可笑的反向受害者意识里，女性对父权的批判也只能停留在西方理论报菜名。

没有共识的批判与变革，注定会喧闹与缺乏行动力。

韩国1980年代以来在政法领域推进的转型正义，才刚刚进入深水区。

打倒全斗焕那样的独裁者、实现和平民主固然难度重重，而在细部打倒每个人心目中的全斗焕，实现韩国人与韩国人真正的和解，才是真正的困难。

文在寅去年在三一运动100周年庆祝活动上曾说：所有社会不公，都是日帝思想清算不彻底的结果。

这固然能凭借“日帝”符号的绝对邪恶来对社会不公宣战，应当说是很聪明的策略。

但要让韩国人手执干戈，一面反思传统，一面反思现代化，然后在经验与共识的基础上前进，这又会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不过至少，“N号房”事件所爆发出的冷漠心态与彼此仇视的社会氛围，可以让韩国人有所痛觉，继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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