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叠加，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2027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中国将从“抚幼”社会演变为“赡老”社会，老龄化将使整个社会的养老、医疗、照料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大幅增长，会对养老保障体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郑秉文：中国目前养老基金的储存余额仅占GDP的12%-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60%）。还是那句话，老龄化、空巢化最大的威胁是这个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所谓的财务可持续性，就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说，这个制度经过精算后，能够支撑多少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测算和预测。

如果进行预测的话，数据肯定差于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养老基金储备水平很高，退休年龄很高，而我们正相反，人家是“两高”，我们是“两低”，怎么比较？想提高又很难，提高退休年龄这事已经提了很多年，我们比国际上低12岁，不可能一次性到位。但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立竿见影，可减少当期年龄组的退休人口，同时还可增加这个年龄组的缴费人口，一增一减效果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养老财富储备不够高，这个也很难提高，因为它跟资本市场紧密相连。个人养老金落地一年的情况，告诉我们，不活跃的资本市场对它是有反作用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本身设计得很好，但还得有配套性制度，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的配套性制度。第“一高”延迟退休，需要全社会的气氛营造，还有国际大气候，2022年因为法国提高退休年龄失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国内也面临这个环境，比如资本市场的情况不理想，个人养老金只是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面对的大环境压力这么大，不利于制度落地，就会遭遇怠惰性。如何应对这种怠惰性，第一高、第二高都面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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